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为全球合作发展与治理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文章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企业类型及投资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在风险,以期对其规避提出有益思路。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44个国家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水平,并基于GMM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税收竞争力两极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税收竞争力水平较高;(2)"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税收负担竞争力和税收管理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最大;(3)由于税收竞争力差异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一带一路"市场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4)经贸合作区的设立可以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44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了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华留学教育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来华留学教育规模的大小和国家间地理距离的远近而发生变化;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更多流向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奖学金等相关优惠政策带动来华留学规模的增加则会导致来华留学教育对OFDI的促进效应失灵。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国际人才战略和投资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相关移民政策,此外高校也应改进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50个亚欧非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非常显著,欧洲发达国家普遍高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中亚、南亚、东欧和非洲是投资便利化亟待改善的重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边投资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税负水平、距离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商业投资环境对促进投资增长贡献最大,东南亚为投资潜力最大的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改善对亚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投资增长的空间更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助力母国贸易——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投资的经验验证

本文在充分梳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基于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影响的框架,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分析,并由此引出外向型直接投资对拉动经济作用。本文利用2004年-2014年中国出口贸易流量与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测算。实证检验了样本GDP、样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两国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集团以及外向型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样本国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被投资国家的GDP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市场就越大、进口能力越强;被投资国于中国距离越短,意味着运输成本就越低,则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所带来的正的影响就越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自2015年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走出去”的号召下,选择投资地点是关键。在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需求、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的投资地点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投资地点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期,伴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深入发展,使得我国和周围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合作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问题的发生。因此,基于这种情况下,我国和周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合作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保证对外的投资水平、又能在数量上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如何更好地做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等问题,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将以我国对外投资法的现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现状及SWOT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历来把东盟作为对外农业投资的重点区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近年来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投资比例大,投资的企业数量逐年增长。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面临的优势有：东盟国家农业资源丰富,东盟国家政治和法律环境较为稳定;面临的劣势有：东盟国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面临的机会有：“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助推作用,东盟经济飞速发展;面临的威胁有：新冠疫情的影响,金融市场风险带来结算困难。为此,中国应加大对东盟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双方应深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农业合作;中国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抵御金融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