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重塑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智能化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帮助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束缚和增加其对智能要素的使用，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经过匹配的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价值链重塑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智能化总体上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效应体现于企业以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效率寻求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并非所有的企业智能化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规模越大、越成熟的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越受益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机制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推动了企业在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研发部门的智能化转型，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在世界经济新格局背景下,内外部多种力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有追求合理收益、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重构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从价值链双边合作度、价值链相对地位双重维度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指标,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结构性视角探讨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均存在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样本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子样本下其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相比金融危机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促进作用在2008年后更为显著.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影响的非线性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分离了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得到国内生产部分的技术含量作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估计值,并实证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地位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存在"虚高"现象,这种产业结构的"虚高"现象与我国深度介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面对西方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治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初期,我国企业通过不断地满足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的参数、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指导与培训或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但是随着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不断加深,其生产环节受到了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的"锁定",从而抑制了价值链的升级。     

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考察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以及传导路径。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采用静态面板OLS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FDI技术扩散和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是基础设施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要传导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其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虽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大的缺口,总体上尚处在"倒U"型拐点值的左侧。因此,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外部保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中国和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匹配倍差检验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企业管理能力、制度环境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UIBE-GVCs Indicators数据库,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企业管理能力、制度环境及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管理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这三个渠道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第二,在异质性分析中,对于具有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性质以及技术密集度的企业而言,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且企业管理存在“管理滞后”效应;第三,制度环境强化了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如何在世界大变局的动荡环境中促进企业完善自身管理,进而促进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吗——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估计

世界经济已全面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时代,探讨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整合的更细致的微观数据,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估计,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会改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效率.研究发现:(1)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在价值链嵌入度较高和新嵌入全球价值链1～2年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外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获得更大幅度的生产率改善,而国有企业则面临突出的生产率下降问题;(3)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显著促进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效率改善,但这一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不突出.     

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股权结构和组织资源在OFDI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用2005—2016年"走出去"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OFDI的面板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了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检验了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显著地负向调节股权集中度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沉淀性冗余资源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不同于以往宏观层面的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微观视角,创新性地将公司治理、组织冗余问题纳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研究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效率吗

本文采用2005—2011年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倾向分值匹配方法估计境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及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效率,且对外投资的积极作用甚至存在于企业跨国投资之前。考虑到投资区位及企业性质的差异,本文对境外投资企业进一步细分,结果显示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效率改进,而民营对外投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该结果说明建立境外子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政府"走出去"政策提供有力的微观依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本文将数字要素与全球分工地位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证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对其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门槛检验发现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与其全球分工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是数字要素投入推动装备制造业GVC地位攀升的可能渠道，其中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影响，而网络效应具有直接效应，调节效应不明显。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后发经济体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升级机制研究——基于OFDI的研究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深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活动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制造”仍然面临“低端锁定”困局。鉴于此,本文基于对“低端困局”原因的剖析,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出发,通过深入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影响机制,提出后发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同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行路径。对后发经济体突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困境,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