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全局ML指数测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工业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动态性,综合采用组间FMOLS和DOLS、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贸易开放和FDI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揭示:出口贸易的低水平扩张和全球价值链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但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效应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仍存在较大差异。进口贸易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并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有明显的互补效应,但不同地区吸收进口贸易溢出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形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门限效应。FDI并没有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有明显的替代效应。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母国吸收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²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国内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中部地区能够促进产生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则限于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而西部地区只有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使其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与分析——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角度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晚但是发展快的局面,但就其结果却众说纷纭.我国究竟是否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假使存在,其效应是否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仍然是研究重点.本文利用我国2003年~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借助OLS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确在我国存在,且有促进经济发展作用,但是东中西部存在不同.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

随着低碳经济兴起和开放经济发展,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排放具有非线性“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水平和营商环境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碳排放的关系。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基于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06~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以14个OECD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使用系统GMM回归方式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具体体现为对技术变化的显著正向影响和对技术效率变化的显著负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我国OFDI促进国内技术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12年1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和经济自由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投资母国对外国技术的吸收能力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应将政府治理水平高、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以最大程度地获取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为检验近年来我国迅速增长的OFDI是否获取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的动态形式,实证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OFDI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逆向技术溢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滞性;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次减弱;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     

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总结FDI影响OFDI的集聚经济传导机制,构建一个含集聚经济和OFDI规模决定方程的联立方程组,运用2003-2013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对中国制造业OFDI的动力来源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OFDI有着显著正向作用;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通过FDI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路径有利于实现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而实现高端制造业"走出去",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通过FDI的集聚竞争加剧效应会对本土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OFDI规模扩张;金融危机之后,在创新驱动战略导向下,中国通过FDI提升技术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成效明显,成为了OFDI规模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分价值链统计的OFDI存量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研发机构的溢出,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制造和营运机构的溢出,而在西部地区,贸易机构也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东中部地区,FDI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只有在西部地区,OFDI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与境内资本的研发效率呈现出替代关系;货物进出口贸易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述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OFDI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OFDI逆向技术溢出理论已成为FDI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进展之一。发展中国家OFDI与传统的FDI发生动因最为显著不同的是追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技术溢出本身的复杂性及难测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没有定论,显得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视角,对国内研究脉络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实现机制及实证研究技术手段比较等方面文献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中国FDI、OFDI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部6省2003～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测算FDI、OFDI、区域自主创新和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影响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的FDI和自主创新能够推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OFDI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另外,影响因素研究中,人力资本因素仅对OFDI具有正效应,而技术因素则同时对FDI和OFDI的溢出效应有推动作用。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随着中国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能否促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分析发现:无论在行业层面还是产品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即OFDI可能成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在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著.基于此,在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下,如何推动企业有重点地“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建立深入的技术战略联盟,进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培育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