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已有研究较多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效应进行考察,而本文基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的客观事实,力图从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双重视角考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发现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支持"人情资源"假说.即农民工个体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有价值信息;农民工社会资本具有正向显著的反馈效应,确切地说,就农民工群体平均而言,收入每增加100元中约有21元用于投资其社会关系的维持或拓展。以上结论表明在人力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其长期续留城市的一条有效途径。     

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

农民工因收入水平较低而备受社会关注,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众多,以往研究忽略了户籍地差异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来解读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33%;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户籍地差异解释了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33.5%。     

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从农民工自身角度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两个重要理论,本文首先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就业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对农民工就业进行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其中讨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工就业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农民工就业政策建议.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     

社会资本、就业身份与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在非农工作岗位获得稳定的收入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福祉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的Mincer收入决定方程,应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不同维度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并进行了地区及就业身份的差异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交往、信任、社会互惠、政治参与以及就业身份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下,社会资本和就业身份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代际差异下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的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

文章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运用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研究了两代农民工在资本禀赋约束下的就业地点选择决策。通过对贵州省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的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呈现多样化,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最佳就业地点为本地乡镇,新生代农民工则为县外省内;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行为均体现出有限理性特征,但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具有决策理性。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途径分析——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当前个体资源贫乏、组织资源缺失、环境资源不均的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仍得不到根本改善,要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导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结构的劣势,进一步扩宽其就业途径。     

代际差异视角下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文章运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以贵州省为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两代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资本中的工资水平和资源资本中的交通条件对两代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状况,社会资本中的就业途径和对亲友的信任程度,以及资源资本中的居住地距最近工业园的距离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最后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就业地、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总体、分职业和分收入的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农民工调研数据,从就业地和社会融合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定居意愿的选择。基于logit模型、通过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就业地和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在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越高越偏好于在城市定居;通过分职业、分收入和外出与否回归发现,高端职业、高收入和外出农民工比低端职业、低收入和本地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兼论维度差异与城乡差异

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纳入Grossman健康需求框架,通过划分农民工社会资本城乡类型和维度结构,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其健康的维度差异和类型差异,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样本数据,通过IV-Probit模型和泊松回归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存在健康促进效应,相对代表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而言,代表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健康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健康的促进效应大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相关结论对于破解农民工健康困境、城镇化道路选择以及理解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具有一定启示。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四川省的实证

[目的]利用四川省400农户710个务工个体调查数据,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加深对农民工迁移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合理引导其迁移行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有益借鉴。[方法]在控制务工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落特征基础上,将农户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类,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对务工者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就认知性社会资本而言,农户年赠送礼金越多,过年登门拜年朋友数量越多,通过媒体等其他途径就业,农民工越倾向于近距离务工;而过年登门拜年亲戚数量越多,有家人和亲朋好友介绍工作,农民工越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就结构性社会资本而言,有工作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远距离务工,而有事业单位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近距离务工。[结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政府在加大三农财政基金投入的同时,应当适度整合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强农民工群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就业部门和职业层次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解决农民工就业意义重大.本文论述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在农民工就业中所起到的作用,提出并分析了三方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资本的方法措施以改善农民工就业.     

农村微型企业社会资本的特点及成因:基于对案例的分析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农村微型企业在"求生存"的目标下,其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农村微型企业社会资本的特点是:强连带少,弱连带多;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程度高,与供应商建立信任的程度不一。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农村微型企业对农民群体的依赖性、供应商之间的高度竞争性、强连带关系建立的受制约性和创业者的兼业性是其社会资本强连带少的成因,而弱连带关系有利于增进销售、便于各方讨论利益而不受紧密关系的束缚是其社会资本弱连带多的成因。农村微型企业之所以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程度高而与供应商建立信任的程度不一,其原因是:农村微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信任是交易形成的前提,有利于巩固消费者群体以及形成良好声誉,狭小的农村市场会促进双方建立较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而农村微型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信任虽然有助于解决共同问题和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供应商之间的高度竞争性会削弱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主动投入资源与其建立信任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