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上市、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约束假说理论,对在香港交叉上市①的内地A股上市公司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发达资本市场严格的法律制度、证券法规的约束,受到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制约,降低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使企业价值增加。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财政透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

财政透明是财政公平与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0年地级市层面财政透明度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企业经营数据,考察了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对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在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政策层面应该加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着力打造“阳光政府”,加强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引领作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法律、投资者保护与企业自主创新

本文在法与金融的理论框架内,研究了法律、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8年517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从R＆D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有关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良好立法与有效实施能够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立法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上市公司的R＆D投入,而且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即专利申请的数量;执法对企业的研发投人没有显著影响,加强执法主要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司法权力具体行使主体的法院执法对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申请均无显著影响。执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证监会的行政执法上,证监会行政执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要显著高于法院执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还就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QFII对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2007-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探讨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QFII持股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及创新投入在QFII持股与企业价值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QFII持股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另外,QFII持股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在两者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最后,提出政府和企业应重视QFII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吸引QFII投资。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研究

投资者和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两大主体,证券市场能否安全健康有序发展,取决于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在中国,投资者的权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对于增强中国广大中小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提高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并最终使上市公司以分配股利的方式反哺于投资者,从而实现投资者与企业的双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提高企业价值,刻不容缓。     

投资者意见分歧与企业创新

基于企业财务决策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关系，研究投资者意见分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包含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媒体在内的多源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态度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意见分歧通过管理层情绪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相比传统新闻媒体，网络新闻媒体报道态度异质性更能强化投资者意见分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意见分歧激发管理层悲观情绪效应，并受到股权分散程度的正向影响和高管异质性的负向影响。投资者意见分歧通过管理层情绪效应对探索式创新影响更大，最终降低企业价值。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本文通过放松经理人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假定,拓展了经典职业生涯模型,藉此研究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机构持股、企业性质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9年92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从R&D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对本文拓展模型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异质机构对企业创新有不同的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民营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对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而对R&D投入则有显著的负效应。     

创新环境、技术未来价值与企业创新开放程度

建立适宜的创新环境以促进企业提高开放度,充分发挥开放式创新的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研究多从技术现有价值探讨开放得失对于企业开放性行为选择的影响,而未考虑技术未来价值的作用。基于技术未来价值构建了企业开放度决策模型,在创新环境优劣两种情景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创新环境优时,现有技术未来价值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开放策略;在创新环境劣时,企业开放往往是不完全的,且随着企业劣势的扩大,更倾向于采取封闭式策略。由此,提出了创新补贴形式、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补贴申请及项目收益评价新机制的政策建议。     

投资者保护、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本文基于一个构造的各地区2001—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该指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更显著。我们还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企业生产率、国外市场知识与企业出口额

本文运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分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了企业生产率、国外市场知识与中国企业出口额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和国外市场知识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影响效果存在行业差异;作为控制变量的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或正向相关或负向相关或呈U形关系。     

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治理

近期研究表明,各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集中程度、资本市场的广度与深度、红利政策以及外部融资的途径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法律如何保护投资者--出资者与债权人的权益不被公司经理和控股股东剥夺,是对这些差异的一种常见解释.我们阐述了各国法律以及执法效率的差异,讨论了这些差异可能的起因,概述了它们的影响,并评估了公司治理改革的可能策略.在理解公司治理及其改革上,人们习惯把金融体制分为以银行为中心和以市场为中心.我们认为,与这种方法相比,法律研究方法更富有成效.     

经理激励、负债与企业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经理薪酬与负债都会影响企业价值。然而,作为激励机制的薪酬与作为约束机制的负债在影响企业价值上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尽管文献在理论方面有所探讨,但缺乏相应的实证证据支持。以中国沪深两市2002—2008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以薪酬衡量的显性激励还是以在职消费衡量的隐性激励,经理激励和负债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上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同时,这一关系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以及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资本结构、委托代理等相关理论,对于现实中的企业决策也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创业板与投资者保护

翘首等待多年的创业板在深交所上市,标志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它主要服务于成长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是落实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但是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企业具有业绩不稳定的特点,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创业板市场面临非理性交易、投机炒作和市场操纵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如何在创业板推出后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Do IPO Charters Maximize Firm Value? Antitakeover Protection in IPO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widely held views that antitakeovercharter and bylaw provisions (ATPs) increase agency costs, therebyreducing firm value, but that firms going public minimize agencycosts, thereby maximizing firm value. We show that these viewscannot comfortably coexist: ATPs are common in a sample of IPO-stagecharters and are no less common when the firm is backed by venturecapitalists or leveraged buyout funds. Moreover, ATP use isnot explained by two efficiency explanations of ATP use withtheoretical support—target firms' need for bargainingpower when a bid is made and the threat of managerial myopia.Rather, we find evidence that antitakeover protection is usedto protect management when takeovers are most likely and managementperformance most transparent. We find no evidence, however,that ATPs are explained by managers' desire to protect unusuallyhigh private benefits.     

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

企业创新会受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所在城市其他企业在地理上集聚而产生的外部经济影响。本文运用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会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新生或年轻企业的创新更多地受益于产业多样化带来的雅各布外部经济,成熟企业的创新则更多地受益于产业专业化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本文为文献中关于马歇尔外部性还是雅各布外部性更促进企业创新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检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