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域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非营利组织发展为例

在强调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今天,非营利组织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当然,这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必然受到特定环境下的制度的影响。因此,制度就构成了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鉴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逻辑演变,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走向,进而为公共政策实践提供思考。     

职能转变视野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改革的重点,其本质在于理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群体的代表,仅局限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未能充分发挥其帮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作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有利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协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监督政府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可以从完善法律体系、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建立沟通交流机制、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等途径构建二者更深入的合作关系,从而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职能转变视野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改革的重点,其本质在于理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群体的代表,仅局限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未能充分发挥其帮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作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有利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协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监督政府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可以从完善法律体系、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建立沟通交流机制、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等途径构建二者更深入的合作关系,从而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非营利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它们接管了大量的政府不再承担的社会事务,在教育、扶贫、社会福利和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非营利组织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接替政府的职能,因此,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对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超越二元论: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再思考

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企业提供私人物品。但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出现表明:政府并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成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相应地,公共服务的供给应建成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互动的有效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建设中非营利组织的培育与功能发挥

城市社会建设,需要政府、公民与社会三方的多元合力,其中,社区非营利组织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社区非营利组织还存在着资源匮乏、力量薄弱、运作失范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加强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合作,形成社区非营利组织的网络体系,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完备的评估机制。     

试论NPO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NPO是指独立于营利机构和政府机构之外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或共益服务,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社会组织。NPO的出现是公民社会觉醒的标志,是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结果,是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形式。NPO是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开放体系,由其所倡导的志愿精神驱动,它的运作具有公开、透明和规范的特点,成员间(推动者、参与者、支持者)的关系基本是平等的和相互信任的,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关怀和奉献,不求私利,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益。可以说,NPO是现代文明精神的最好的体现者。一、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政治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民主政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标志着公民社会的觉醒,从而使更多的公民愿意和有意识地直接参与社会行政事务管理,同时也会以这样那样的...     

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综述

非营利组织蓬勃兴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应着力探索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引导其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尚不健全,实证研究尤其匮乏。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信息披露以及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国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效果,这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合作、收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同时并存着"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 因此,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活动时,仅有市场,仅有政府,仅有非营利组织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在市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构建一种合作、收益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互相合作产生收益,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中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浅析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及推动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组织的经费不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等等,因此,政府、社会各界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都应采取相应措施,如增强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的意识等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     

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不足。文章分析了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深入探讨了我国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以更好地发挥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保障的公共责任研究

非营利组织在介入社会保障领域以后，能否持久高效地为社会大众服务，是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研究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主体、客体是多元的；社会保障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表现形式有财务责任、过程责任、效益责任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导向的责任等。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社会捐赠：一个博弈分析

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提高自身持续发展能力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是其目标之所在。实现这一目标,非营利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固定的社会捐赠群体来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非营利组织在管理和运作中只有充分披露所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才能满足捐赠人的信息需求并使其享受到捐赠行为所带来的效用,进而采取进一步捐赠行动,非营利组织也由此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并能持续地获得资金来源。     

合作型政社关系与社会组织公信力:基于文化认知的调节效应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合法性保障。以往研究主要从微观组织层面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探讨,忽视了对我国政社关系结构与宏观文化的关注。为此,本文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5年的中国数据,考察了政社关系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机制及文化认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构建合作型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性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公共服务需求回应性越强,社会组织公信力越高。其中,权威层级取向的文化认知不具有调节作用,集体利益取向的文化认知起负向调节作用。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要关注特殊群体现实需求,更要强调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性与公共性,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加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这些发现拓展了社会组织公信力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美国高校评审之评介

在美国,对高校的评审,是由私立的、非赢利的地区性机构进行的。对于评审机构来说,评审目的是确保并改进各校之质量,对于各参评院校来说,则是向公众证明其教学质量,并获得政府资助基金的途径。     

试论加强我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

从我国非营利组织出现的问题出发,借鉴发达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管制的成熟经验,找出我国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管制中的缺失,并根据我国现实条件,提出了加快法制建设与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管理并举的有效措施。     

社会转型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和谐共进

在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中国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独特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相对于政府的比较优势，理应在提供特定的公共服务、推进公民自治和参与意识、沟通公众与政府关系、激发创新精神以及推进民主化进程、孕育公民社会等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我国政府主导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权利分配格局中，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受到局限，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功能互补不足。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和谐共进，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管制，加强监督，为非政府组织开辟运作空间，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非政府组织提高治理水平、参政能力以及自身的公信力。     

乡镇政府问责制度安排

自2003年因SARS风暴引起的政府问责事件以来,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对政府问责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渐趋成形,但由于以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为导向的、党政系统内的同体问责制度设计不当,从而限制了政府问责制度应有的功能。这种狭义上的政府问责制度,同样规范和制约着乡镇政府问责,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层级体系中的最基层组织,与农民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其主要职责是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探索建立科学、合理、全面的乡镇政府问责制度,不仅为乡镇政府职权的规范行使,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切实保障;同时也为与此相关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