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家庭分工与性别平等

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体现为家庭分工,这与家庭整体福利紧密相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时间配置和家庭分工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经济降低了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增加了闲暇时间。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强化丈夫在工作上和妻子在家务上的比较优势,促进了更加互补的家庭分工,加剧了家庭时间配置上的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家庭分工视角下的性别平等的变迁路径。     

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实现的内在机制与社会效应

家务劳动手段的变革及其现代化，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一现代化历程，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生活乃至家务劳动处理等产生极大影响。本文谨对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的状况及其内在机制与外部社会效应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的不足之处也予特别说明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进展

随着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共享一致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单一模型逐步向更为可靠的纳什家庭议价模型转变，区分家庭成员偏好的异质性议价能力作为解释家庭经济行为和决策的核心要素，成为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界定、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归纳述评，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等是影响家庭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议价能力对家庭内部婚姻、金融、就业、生育、消费等家庭决策，以及对后代抚育、女性自主权利、主观感受等社会福利因素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把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议价实证分析

本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议价双方的议价能力、薪酬剩余,得出如下结论:议价能力能够解释高管薪酬的随机误差的大部分,当高管有持股时,特别是高管持股比例较大时,高管的议价能力强于公司;而当高管没有持股时,高管的议价能力低于公司;具有相同个体特征的高管在薪酬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双方的议价能力引起的,而高管持股比例也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收入分配视角下中国"扩内需"的政策协同研究

在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时期,由劳动者收入分配问题引发的内需波动现象突出,而宏观政策发力可能主要参照居民收入状态,来配置政策操作机制.因此,对新时期工资形成机制和政策协同机制的探究,能够为我国找准内需提振的方向和搭建内需提振的政策指南提供理论支撑.文章在异质性家庭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工资形成过程,一方面检验劳动者议价能力和工资粘性对内需的影响,以及二者受其他外生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检验财政货币政策、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协同在缓解外生冲击对内需不利影响中的效果,并且在居民部门中进行政策协同机制的验证.研究发现:一是我国内需情况与居民收入分配有关,主要表现为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和工资粘性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非李嘉图等价家庭比例的增加而愈加明显;二是政策间协同可以有效抑制外生冲击所导致的内需波动,进而增进社会福利,其中协同机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为明显;三是要达到最优的政策协同效果,需要考虑政策目标的平衡和政策搭配的时机.文章从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我国内需情况,提供了政策协同向度的模拟,为设计"扩内需"的针对性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配置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配置深度和广度处于较低水平,社会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和深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广度作用不明显;中介检验证实风险偏好和信息获取能力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能够改变农村家庭的风险偏好与信息获取能力,进而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为此,应通过促进高质量社会网络拓展、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规范农村信息渠道建设等手段,改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如何衡量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对加里·S·贝克尔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理论的发展

传统理论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看法,要么认为其自然地是非生产性劳动而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从而是无偿的,要么即使呼吁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报酬,也未能够给出科学的定价方法。文章利用加里.S.贝克尔的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模型和埃其沃斯曲线,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提出妇女家务劳动定价模型。假设丈夫和妻子具有完全同质的人力资本,丈夫将全部时间用于有报酬的市场劳动,妻子将全部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结论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根据丈夫从事有报酬的市场劳动的工资率定价。假设丈夫从事市场活动取得较高的工资率,核心家庭中的男女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禀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妻子承担更大比例的家务劳动,丈夫为家庭带来更大比例的经济收入,结论是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等于丈夫和妻子市场劳动取得的真实工资率的加权平均数。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基于组织承诺视角的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研究

家族性是中小企业的显著特征,其将不破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企业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私募股权基金与被投资中小企业之间的组织承诺会影响私募股权基金的议价能力,其中私募股权基金与中小企业的情感承诺成为影响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文章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理论基础,探究情感承诺对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家族性质(家族代际、家族成员数量、家族成员持股比例)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江浙沪深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经理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目标企业的情感承诺对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家族代际负向调节目标企业的情感承诺与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家族成员数量、家族成员持股比例均正向调节目标企业情感承诺与私募股权基金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     

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模型中引入主观预期寿命,对主观预期寿命、遗赠动机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的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该指标在研究家庭金融决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政府债券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家庭在相应资产上的配置。遗赠动机会弱化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相应资产的可能性和配置比例的正向影响。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和代理变量,笔者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房屋产权归属、家庭内部不平等及其代际影响——"房产争夺战"的经济学分析

婚姻中房屋产权归属可以影响家庭内部资源配置,并左右全面二胎政策下家庭生育意愿和子代营养状况,可借此解读当下婚姻市场中房产证争相署名的现象.本文利用2012年CGSS和2010-2014年CFPS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房产所有权通过界定离婚后的财产划分,影响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议价能力,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房产...     

补偿性工资差别在家庭生产理论中的应用

在经济上，劳动力供给模型认为在家中的时间为闲暇，认为效用直接产生于消费闲暇时间和购买的商品。而家庭生产理论认为，家庭妇女在家中的大多数时间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工作而非闲暇。这个理论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家务劳动为整个家庭带来福利。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人从事家务劳动，那么就必须从社会购买市场服务。     

考虑买方议价能力的双寡头供应商技术创新决策

在大型零售商的买方议价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研究了竞争供应商的技术创新决策问题。构建了由异质双寡头供应商、大型零售商组成的纵向市场结构模型,并将大型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引入模型,考察了大型零售商议价能力条件下供应商的最优技术创新决策,分析了零售商议价能力的变化对不同供应商的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型零售商议价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小型供应商的技术创新、抑制了大型供应商的技术创新;当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小型供应商的技术创新水平会高于大型供应商。最后通过具体算例验证了研究结论,分析了参数变化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议价能力

本文基于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关税数据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议价能力.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企业劳动者议价能力,但对内陆地区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母以子贵:性别偏好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本文采用所生育小孩的性别作为妇女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的度量指标,研究该指标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后果的影响。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中有关家庭耐用品消费决策的信息表明,第一胎性别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当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后,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会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增加,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变好。     

供应商和客户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供应商和客户的议价能力

利用2009—2012年中国13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拥有不同议价能力的供应商和客户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客户议价能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呈U型变化,且有助于减弱供应商议价能力的负向影响;与小企业相比,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对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大;与其他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受供应商议价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小。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随着私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比例的提高,高校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云南是典型的欠发达省份,当前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给大部分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通过调查云南省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家庭子女大学阶段费用负担和支付状况,计算出家庭实际支付能力;针对目前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与农村家庭支付能力不相适应的现状,提出相应社会机制和对策建议.     

企业独占性与其市场议价能力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工业企业为例

通过对浙江省工业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讨论了企业独占性的三种表现形式——市场独占性、品牌独占性和技术独占性。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独占性下企业的议价能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独占性对其议价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独占性是提升企业议价能力的有力手段,其中市场独占性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品牌独占性和技术独占性。     

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

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就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由于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就业决策不仅受各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家庭实际情况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分析，揭示影响已婚妇女就业选择的各种因素，并提出解决已婚妇女如何兼顾家庭劳动和市场工作的对策：阶段性就业、弹性工时制和家务劳动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