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法律解释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开拓思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法律解释是实现立法目的、解决现实矛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官应完美地融入法律——刑事司法中法律解释之科学性论纲

刑法是法律体系内正义维护的最后防线,刑法的正义性因而成为刑法的核心命题,其正义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刑事司法的正义性,由此,司法中司法者法律解释的科学性便显得尤其重要。刑事司法中法律解释具备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特点,法律解释的对象及于全部刑法渊源,法律解释的范畴应局限于定罪解释、罪状解释和量刑解释,解释中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实质解释原则、不得超越法律含义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善意解释原则。     

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在疑难裁判中的司法适用研究——以“最高法第74号指导性案例”为例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其发展的步伐越来越离不开法律方法的牵引,无论是在立法上的进步还是司法、执法水平的提高,都对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判决疑难案件时,法律解释方法的独特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尤显重要。为此,选取一个典型的指导性案例,分析其中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探析该方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具体运用的,以明确法律解释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可行性分析

法律解释在法律发展和司法适用中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是就法官的刑法解释权而言，到目前仍未在法律层面得到承认。理论上。我国的法律传统、刑法解释的思想、司法机关的职能要求及现行刑法解释体系的缺陷，无不体现出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合理性；实践中，此种解释已然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故而赋予法官刑法解释权是可行的。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

宪法司法化,简单的说就是让宪法司法适用,而宪法的司法化的中心思想是宪法能够像其它的普通的法律一样能够普遍的适用,让宪法也能够与其他的普通法律一样进入到司法的程序中,在法院的审判案件中以及法院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所提及,能够将宪法作为法律案件中的法律依据,可以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来解决法律案件中的相关问题。法院适用法律中,必须能够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前提是合宪解释,目前,解决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合宪解释,也是最佳途径。     

从个案正义实现的视角论中国司法过程中的法官解释权——以许霆盗窃案为背景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追求,而司法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疑难案例,而要对此类案件的事实和所应适用的法律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离不开受案法官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解释,以梳理事实、阐明法理,进而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裁判,使个案中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精神真正得以实现。本文通过许霆盗窃案中的不同判决结果为背景,阐述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一定解释权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释明因此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外国刑法实质解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刑事司法中,为了保障刑法的适应性,以实现在整体上兼顾法的安定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目标,刑法实质解释已成为西方法治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都不再囿于形式解释论的限制.由于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法律制度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进行实质解释时,在实体上享有更大的职权而程序上受到更多的限制.     

法律解释是什么——《法律解释学》述评

法律方法问题逐渐成为近几年法理学中的研究热点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法律解释问题依然备受人们的关注。陈金钊教授等学者的新作《法律解释学》较为系统地对法律解释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全书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解释是什么＂。这一贯穿全书的线索可以按照从形上到形下的顺序进行理解：法律解释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同时也代表着权力,更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方法。     

法律的“服从”与“创造”——浅评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要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就应该严格遵守法律,使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而要实现法律的灵活性,法律必须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不断获得新的血液和养分.对于法律中存在的缺漏,法官就应该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方法积极地进行填补,从而使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规制.     

论法律解释必要性及其空间维度

在疑难案件逐渐增多的中国,法律解释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不断地发展法律解释,但是法律解释并不是无任何约束的,我们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的权利,但是其应当有其空间维度的限制,所以也不能给予法官太大的自主性,这样也许会造成权利的滥用,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促进我们国家司法公平的实现。     

论中国司法公信力构建

现代社会中，司法不仅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而寻在，而且是作为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信力的建立是人们信任法律，乃至信仰法律的基础。从中国从古至今的司法发展论及司法公信力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从树立司法公信力观念、完善立法、整合内部机制以及司法职业化几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构建之路。     

读《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本书作者英戈·穆勒以翔实的内容向大家展现了纳粹时期司法黑暗以及法律的虚设,告诉大家＂纠问式时代刑室中的刑具到了纳粹司法手中已经演变成了一件有法令条文、法律解释艺术、诉讼实践和超额达标的官僚主义狂热组成的杀人武器＂①。纳粹时期的司法通过依附德国纳粹意志,公然违背白纸黑字的法律。纳粹时期法律的多变绝大多数不是通过颁布法律实现的,相反,法院常常无视、曲解法律,以违背现行法的方式贯彻纳粹统治者的意志。     

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

传统的司法克制主义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复杂案件，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能动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符合公平、正义标准的利益衡量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确立了一种适当的思考基准，帮助裁判者选择优先予以保护的利益。     

论基层法官的整合型法律解释

在司法过程中,基层法院主审法官扮演着法律问题解决者的角色,其在各个审判组织之间陈述观点和意见,谋求法律问题的解决。解决法律问题,做出司法裁判,其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不仅取决于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也取决于法律适用的程序正当性。合议、汇报、讨论、请示作为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通常程序,其不仅消解了基层法官对于法律的独断理解与解释,司法过程中正当程序的遵循,也构造了基层法官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的整合解释模式。     

浅析法律原则的适用——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

法律解释指的是对现有法律规范性含义的阐明。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法律解释是不可或缺的。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把法律原则具体适用时,如何对其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成为一个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案例引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在规范与价值之间——能动司法的界域及其实现

法律是规范和价值的统一体,能动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方法,目的在于更好地回应社会的需要。能动司法既要以法律价值的实现为目的,也要受到法律价值的制约,不能与法律的基本价值相抵触。     

论网络舆论干预司法的法律规制

网络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对实现司法公平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网络舆论往往会“越界”，对司法活动进行着不合理的干预。因此，要正视网络舆论监督司法活动的现象，合理规制网络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以寻求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验收合格”与“合同合法”意义之辨析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工程市场一直存在着施工企业资质不足、施工管理秩序混乱、司法审理缺乏针对性法律文件、部分疑难案件难以定论等缺陷，这其中无效合同的管理及审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为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具体明确的司法依据，客观上缓解了因法律规定不明导致部分疑难案件难以定论的现象。然而，《解释》中的个别条款（如第二条）却独具歧意，与以往《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以及法院和仲裁机构以前的处理原则出现较大区别。本文着重就《解释》第二条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     

当代法律解释探究

法律解释在法的实施和实现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法的适用为目的，也是法的适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基于语言本身文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特点，成文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够适用。与此同时，适当的解释也相应地降低了法律制定与适用的成本。所有的这些也就都决定了法律必须被解释。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权衡方式

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一直是行政法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不确定法律概念源自德国,历经几十年的理论争辩,形成"判断余地"等相关理论。然而判断余地理论仅是决定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何者拥有最终解释权的理论,解释本身的方法却少有研究。借鉴德国学者Klaus F.Rohl的权衡理论,将之运用至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解释中,可进一步思考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具体化在何种条件下可导致权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