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异质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9年深沪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探究家族涉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其中，将家族涉入重新界定为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和代际传承涉入3个维度，将创新绩效按照创新成果范围划分为技术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个维度。结果表明：①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②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即研发投入在其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家族企业适当降低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摒弃以限制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思维逻辑权衡企业创新问题的做法，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家族主义文化、“去家族化”治理改革与公司绩效

儒家文化倡导重家族、重血缘的家族主义价值观。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公司治理改革和上市后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越强,家族企业在上市前越不可能实施"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即家族成员从管理岗位离职的概率越低,家族对公司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度的下降幅度也越小。其次,公司所在地的劳动力市场越不发达,或家族成员教育背景越差时,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去家族化"治理改革的阻碍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是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而非社会环境的熏陶塑造了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改革。最后,本文发现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实施得越不彻底,上市后公司绩效和收入增长率就越低。综上,本文研究结果为儒家家族主义文化影响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家族企业管理层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长期导向的中介效应与组织惯例的调节作用

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通过研究家族参与管理和CEO长期任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长期导向的中介效应与组织惯例的调节作用。基于浙皖家族企业样本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家族参与管理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家族企业CEO长期任职对长期导向的形成有积极正向影响;长期导向在CEO长期任职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惯例正向调节家族参与管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正向调节长期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探究管理层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国内家族企业研究成果,也为家族企业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家族涉入异质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9年深沪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探究家族涉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其中,将家族涉入重新界定为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和代际传承涉入3个维度,将创新绩效按照创新成果范围划分为技术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个维度。结果表明：①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②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即研发投入在其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家族企业适当降低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摒弃以限制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思维逻辑权衡企业创新问题的做法,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家族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考虑知识获取和家族涉入的作用机制

利用浙江和重庆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获取在网络能力与合作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在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知识获取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知识获取在网络能力与合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族管理权负向调节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的关系,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正向调节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家族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家族涉入导致其数字化转型表现出与非家族企业不同的特征,但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以华东地区2016—2020年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父子共治和家族控制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家族企业绩效,父子共治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家族控制权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CEO类型、战略选择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CEO和非家族CEO谁能带来更好的企业绩效?这是家族企业经营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家族管理和职业化经营的绩效差异在学术研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中国445家上市家族企业、3439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从分殊偏待和社会情感财富的理论视角,探讨家族CEO和非家族CEO在战略选择偏好上的差异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家族CEO,家族CEO经营管理下的中国家族企业绩效更优;家族CEO不同于非家族CEO的战略选择(如对多元化战略的低偏好和对国际化战略的高偏好)积极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本研究为家族管理和职业化经营的效率之争提供来自新兴转型市场的一种实证检验,并基于战略选择的视角拓展了家族企业"组内"的异质性研究成果,为家族企业寻求管理者类型与企业战略的有效匹配提供参考.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的原则及其实证研究

根据温州大学2003年在温州地区和台州地区的家族企业实地调查结果,作者对家族企业代际传递的若干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提出家族企业代际传递是血缘亲缘特殊主义原则和能力经验普遍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的实证观点;同时对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如创业目的、家族企业主层次和外部职业经理成熟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认识和促进家族企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家族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定量研究

世界范围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与多样化,我国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理论性介绍和论述,而越来越着重于实证特别是定量研究。本文以07,08年大量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配对分析法比较了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绩效与财务结构差别,并对比了不同程度家族控制的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别,进而得出家族控制程度相对较强的企业绩效优于家族控制程度较弱的企业。即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两权合一的家族企业要比聘用外部经理人管理的公司绩效占优。     

二代继任方式、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是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分析和检验了差异化二代继任方式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以及二者关系是否会依赖于家族权威差异而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与渐进型二代继任相比,激进型二代继任会削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受到家族权威的影响。在家族成员权威和非家族创业元老权威较重的企业,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削弱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继任3年后,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显著下降,且其削弱效应在规模较大企业以及创立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显著。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机选择研究

以往的观点普遍认为家族治理的代理成本相对较低,然而这不能解释一些家族企业出现的内部代理冲突.笔者以利他主义为分析视角,认为由于利他主义的双面作用,家族治理的代理成本并不一定低.我们从代理成本和代理能力两个维度提出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相机选择的原则,认为应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以下治理模式:家族治理、专业治理、折中治理和分殖治理.     

西方当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及文化根源

西方当代家族企业具有各自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发现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是产生差异的主要根源。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日本文化的家族主义、不同民族的信任度等,均形成了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规模和生存周期,并深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儒家文化的特征及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文章首先分析了儒家文化的四个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儒家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制度以及实践的具体影响。     

信任、专业化分工与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

信任和专业化分工是影响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主要变量.本文通过动态地阐释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结构、家族主义信任的拓展及信任、专业化分工程度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提出了一个基于信任与专业化分工双维度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综合性描述框架,即家族企业主在权衡受信任程度影响的交易成本和受专业化分工程度影响的企业效率的基础上,相机地选择古典式治理、泛家族式治理、网络式治理和现代式治理机制.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家族权威的配置效应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将家族权威界定为管理权威、股东身份权威、专家权威和信息权威,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论述和检验了家族权威的配置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家族管理权威与股东身份权威存在互补关系,与专家权威存在互补关系,与纵向信息权威、横向信息权威也都存在比较显著的互补性;将家族管理权威配置给拥有实际权威的物质资本所有者能够更大程度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绩效,即实际权威具有强化管理权与所有权的激励相容的作用。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效率评价与改进

长期以来,学界在家族企业是否有效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为了探究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效率状况,本文以相关理论分析为基础,以我国2002年底前上市的1 1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的比较来研究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在所有权结构以及管理控制两方面均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在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一些优化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效率的研究建议.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后的内部治理模式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小家族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110家中小家族企业为样本企业,采用中位数分类法和协方差方法,检测了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职业经理后的内部治理模式及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以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作为分类的两个维度,根据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强弱,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四类: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在四种内部治理模式中,采用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最高,采用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次之,采用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再次之,采用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最差。     

家族和谐与企业可持续成长——基于家族权力配置的视角

本文以家族企业全部家族成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权力配置的家族和谐指数的测量方法,并实证检验了家族和谐及其与亲缘关系的交互项与企业可持续成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和谐与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于强调家族权力集中而不顾及家族和谐,或过于强调权力平均分配的形式上的和谐都不利于企业成长,只有那种考虑到家族成员个体差异的相对集权的和谐机制才有利于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2)家族成员间的亲缘关系影响到和谐机制的设计,核心家庭关系对家族和谐度的功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相对于远亲家庭成员所控制的家族企业,家族和谐在核心家庭成员所控制的企业中的边际贡献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