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长三角经济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长三角的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污染物排放。在此基础上,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长三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长三角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城市为无锡、绍兴和南通,样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无约束条件下均低于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测算出的值,主要原因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资源环境双重规制下中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996-2009年的实证分析

基于已有文献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不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仅考虑环境因素而忽视能源投入的现实,文章将资源和环境因素同时纳入生产率研究框架,对1996-2009年中国省级经济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算,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实现了TFP增长的动态分解,并研究了TFP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我国整体TFP较低,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技术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不利于TFP的提高,外资引入对TFP改进具有拟制作用,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效率(或经济增长效率)的核算中,忽略资源环境因素的冲击,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效率被高估,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会带有一定的误导性.     

信息贫困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化发展已成为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Romer (2001)"Growth Drag"假说构建一套新的区域信息贫困测算方法,利用2001-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区域信息贫困程度,并分析信息贫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信息贫困程度会因劳动或资本产出弹性的增加而增加,因信息资源弹性的增加而减少。在技术中性条件下,2001-2013年,信息贫困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降低0. 1246个百分点,信息贫困显著降低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区域技术效率来实现。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亟需弥补区域信息化发展的短板,以提升其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非径向malmquist指数对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要优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如何促进效率进步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泛珠三角区域省际工业全要素增长的度量与比较——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泛珠三角地区,通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该地区九个省份工业行业2003-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发现,泛珠三角地区九个省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基于省际的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分析

文章利用曼奎斯特指数法对我国各省基础设施投资在2004-2010年的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并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各省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放缓,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各省的技术效率并没有改善,原因在于各省的基础设施规模处于相对饱和状态,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没有空间。     

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必不可少的。现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2010-2019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其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结论,交通基础设施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地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影响当地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具有跨区域的正向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当地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大于跨区域的溢出效应。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我国原料奶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

根据2004-2008年中国23个省市奶牛场统计数据,采用多产出随机距离函数估计方法,测算全国和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研究结果表明,原料奶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缓慢,技术效率改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规模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潜力较大,技术水平退步是阻碍TFP增长的主要原因;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之间存在增长差异,且非主产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更快。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 ML）与传统曼奎斯特（ 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 DEA 产出调整、 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试论区域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经济发展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在经济发展当中,区域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区域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对其相关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基于此,本文对区域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流通业生产率增长

文章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研究表明,1993-2008年中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6%,其中技术效率改善0.4%,技术进步率为0.2%,不同时期生产率增长的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最为流行的指标,在测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鉴相应学者关于全要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方法。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形势日趋严峻,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财政体制通过影响政府行为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基于政府行为变化的视角,分析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理论假设;其次,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对我国各省区2001～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最后,构建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区域差异性明显;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通过引进高质量FDI、加大科技投入、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等策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政府行为的扭曲,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根据上述结论,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晰划分环境事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非参数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技术进步率TECHCH以及技术效率变化EFFCH。除了江西省的平均增长率小于1外,其他省市的均为正增长,东部地区较中西部提升较快;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新测算及经济解释——基于规模效应和产业选择的视角

在重构投入产出数据的基础上,对2004—2018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重新测算,从规模效应和产业选择视角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和增长机制进行经济解释。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此期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震荡下滑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上升阶段,相应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式呈现出由总规模效应主导到进入转型期的特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特点,各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式和工业化进程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城市规模是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诱因,但效应渐趋减弱;东部最大程度上从产业结构演进和工业化进程中获益。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和研发经费越充足越有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其作用在新常态以来越发重要。高质量发展阶段改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从规模视角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科学确定各级城市规模;实施差异化的区域产业发展路径,中部和东部城市应更注重组织或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变革,西部城市应将绿色生产技术与工业化发展结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