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型产业规制问题探讨

政府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网络型产业具有明显的"市场失灵"特性.针对这些"市场失灵",探讨了目前世界流行的一些规制方法.     

绿色壁垒与污染产业转移成因及对策研究

环境标准的变化使企业生产的外部成本产生变化,由此引起总成本梯度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路径的大小。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内在化的外部成本的增长率较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利润的增长率较大,被发达国家认为是生态倾销,所以设置绿色壁垒加以限制。发达国家环境标准相对较高,外部成本的增长率较大,利润的增长率较小,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会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则较低的地区。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政府规制概念辨析

所谓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进行限制和规范的行为。政府规制的实质,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部不完善问题而对私人及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其目的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规制与产业安全

不适当的政府规制已经成为影响产业安全的最重要内部因素:设租性规制的租金耗散影响产业安全;法制不完善与规制真空制约产业安全;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权力滥用危害产业安全。     

政府规制与政府行为外部性研究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政府规制,发挥其职能以弥补市场缺陷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政府规制与政府行为外部性具有一定相关性,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或者产权控制从而影响市场外部性,导致相应的成本与收益组合的改变。政府规制与政府行为外部性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外部性研究的理论空间,而且为科学认识政府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外部性,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论我国电力产业政府规制的变迁与阻滞

中国电力产业规制制度的变迁伴随着经营体制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出我国特有的强制性与渐进性相容的制度变迁特色。本文将基于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变迁,分析我国重建电力产业政府规制制度中存在的阻滞,提出重建电力产业政府规制制度的对策建议。     

政府规制改革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政府俘获与政府规制改革》

正政府规制一般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或规制机构)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直接的经济、社会控制或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政府俘获问题则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学术界重视的问题。所谓政府俘获是指"企业通过公职人员提供非法的     

高等教育产业经济规制研究综述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产业经济规制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文章从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性、高等教育产业的经济规制原因及其建议等四个方面对高等教育产业经济规制进行了总结,并作出了的评述.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应对策略探究

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地方政府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执行者.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凸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因此,优化政府目标、合理匹配事权和财权,完善问责机制,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立法,借鉴国外经验,才能使监管体系切实发挥作用.     

Partial Regulation in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Industries

We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quality‐adjusted price‐cap regulation in industries where a regulated incumbent and an unregulated entrant offer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competing in price and quality. We show that, whether or not the incumbent anticipates the reaction of the entrant, the optimal weights in the cap depend upon the market served by the entrant, despite the latter not being directly concerned by regulation. We further show that the cap is robust to small errors in the weights. Our findings poin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partially regulated industries, regulators should u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hole sectors rather than on the sole regulated incumbents.     

Pricing Discretion and Price Regulation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Price capped firms enjoy a large degree of pricing discretion, which may harm customers and competition. We study two alternative regulatory regimes to limit it: the first regime (Absolute) places a fixed upper limit to the prices charged in captive markets, while the other regime (Relative) constrains the captive prices relatively to the competitive ones. Under the Relative regime, captive prices are only weakly lower and competitive prices are always higher than under the Absolute regime. However, 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and/or their output may be higher under the Relative regime. While the effects on aggregate welfare are ambiguous,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Relative regime is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consumers’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the more efficient are the competitors.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进入规制的强度差异及其原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规制强度反映了国民投资和经营的自由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市场开放程度和国民的实际经济法律地位。文章利用大样本的跨国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进入规制强度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水平、英系法源、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民主化程度有助于降低进入规制强度的结论。这意味着为了改变我国目前进入规制强度相对较高的现状,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进入规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尤其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提高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中国保险市场结构与政府监管的动态均衡研究

中国保险市场发展30年间,保险市场结构经历了从完全垄断到寡头垄断再向垄断竞争的变迁,政府监管政策也随之不断调整。在这三个阶段中,保险市场结构与政府监管政策在相互匹配上总是一个均衡-非均衡-均衡不断循环的过程,其错配的根源主要有政府监管政策供给存在偏好以及中国保监会定位模糊等。因此,要在新形势下两者实现新的均衡,需在监管目标、主体和内容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有多种观点,但二者相互依赖、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专业分工与外包、生产价值链、生态群落的角度,可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并总结出二者互动共生的模型: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金字塔型互动共生模型、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以及嵌套型互动共生模型。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如何通过二者互动,使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选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     

信息产业的管制模式与制度设计

信息产业的管制是一件关系到信息产业能否正常和顺利发展的大事,中国信息产业的制度设计应有合理的模式:以减少经济性管制和加强社会性管制作为信息产业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政府应当退出那些竞争性较强的信息产业,以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多重角色可能带来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应倡导自由竞争,制止一切"反接入"和"反兼容"的反竞争行为,严惩利用市场势力排挤、揉搓竞争对手的行为;要制定相关法规,加强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社会性管制,坚决反对有害信息;严禁企业之间达成和进行有害于其他竞争者的协议和垄断交易,切实保护企业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建议有条件的省区(直辖)市建立反托拉斯咨询专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