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用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构建了测度共同富裕水平的指标体系，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显著的提高了共同富裕水平，在进行了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代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及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中介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采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模型，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先递增后递减效应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市域尺度共同富裕水平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共同”与“富裕”两个维度，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市域共同富裕评价体系，测算了2013—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的空间特征、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存在稳定增长趋势，但共同维度增长速度低于富裕维度；(2)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以高值为中心向外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共同富裕与富裕维度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而共同维度存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部分地区3个中心，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3)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呈“越低越快”的追赶态势，且共同维度的收敛速度更快；(4)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在脱贫攻坚政策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致富”效应，而“共富”效应不明显，农业依赖度越高则政策的“共富”效应越差，而数字经济发展在现阶段抑制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技术、经济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经济效率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以及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形成间接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建议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为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的影响。在对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不同矩阵下的静态空间效应和动态空间效应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会对邻接的区域产生虹吸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为经济关联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产业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城乡均衡发展视角，选取2011—2020年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城乡均衡发展具有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会抑制城乡均衡发展，在中部地区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中国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文章从经济增长效应和公平效应两方面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赋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间接推动经济增长。条件性效应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大。非线性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向但边际效应递减,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正向且边际效应递增。正确把握这些特性,可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质还可正向强化数字经济的非线性溢出特征。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基于对数字经济概念和内涵的分析，文章从理论上说明数字经济主要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三个方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使西部地区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同时，结合新发展理念，文章也给出了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即坚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坚持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助力西部地区实现平衡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坚持开放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共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交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重点讨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复杂作用关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成果共享提供支撑，具有共同富裕效应；并且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长期性与时间累积性，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2)数字金融更多惠及传统金融发展不足的地区，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的覆盖缺口，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3)数字金融缓解了区域金融中心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其共同富裕效应在传统金融分布不均的地区更加显著。(4)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相辅相成，两者共同发力相互强化金融体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结论启示，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超越性”强于“依赖性”,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需求端视角

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等需求端的作用。以中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检验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不变;(2)数字经济发展在需求端主要通过人均收入效应、市场化程度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三种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力度,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以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基础,运用熵权法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等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以及地域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且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且这种传导机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通过门槛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并且呈现出地域的异质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外溢效应要大得多。研究成果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橄榄型分配结构塑形期，研究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选取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优化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发展，且这一驱动作用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收入分配优化可加快邻近地区共同富裕进程。进一步对此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旧成立。有鉴于此，可完善收入分配激励制度，推动高质量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标准共同富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层次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