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共生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五通视角的经验证据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五通共生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说。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水平评价体系，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所形成的国际互惠共生环境会显著提升中国OFDI效率。从五通视角看，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共生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显著促进中国OFDI效率；设施联通共生环境水平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化国际互惠共生关系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思路。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政策透明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分析

许多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会使用优惠策略，包括免税期、减税和返还税收等措施。但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多侧重于政策制度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司法保护程度等。制度的不透明会导致纳税人和其他国家公民难以知晓在东道国的受保护程度，以及不受保护所带来的影响．     

文化特征与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影响研究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迅猛增长,但其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失败案例比比皆是,造成大量国内资源浪费。研究者们试图从企业微观特征和东道国制度特征层面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建议,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人"这一复杂不可控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中国5000多家海外投资企业、140多个海外东道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四个维度的文化指标度量东道国文化特征及与中国的文化冲突,研究文化特征和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的影响。检验证明,面对权力距离越高,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和谐主义倾向越低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面对权利距离、和谐主义越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垂直型OFDI。同时,东道国文化环境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兼并收购的进入方式和垂直型OFDI。本文扩展了对OFDI投资策略的研究,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自主研发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中国1980—2004年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一个国家自主研发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重要因素.对中国1980—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协整检验进行分析,显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研发和FDI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虽然不是FDI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励自主研发,而研发能力的提升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     

国际技术势差、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

全球经济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全球优化布局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发挥至关重要。基于技术势差视角构建“走出去”企业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吸收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发生机理,并以2005—2019年78个经济体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能够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存在时滞性和阈值效应：当国际技术势差过大时,“走出去”企业难以通过技术扩散获取新技术,无法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反哺;只有当中国与东道国的TFP比值处于合理区间时,才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加快技术积累和其它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也是推动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安徽省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从技术创新投融资的三大主体——政府、金融机构和技术创新型企业出发,以技术创新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以政府和金融机构作为内部环境的主要参与者,同时考虑到技术创新投融资的外部大环境,提出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徽省为例,对2004—2009年安徽省的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04—2009年安徽省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得分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的过程,在2008年略有波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经费筹集额中的金融机构贷款"等是影响安徽省技术创新投融资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实践中应特别注意引导安徽省金融机构实现多样化发展、拓宽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保护氛围,以便促进技术创新投融资。     

环境不确定性、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利用1408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研发管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研发管理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注重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以及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会对处于不确定环境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在面临不可预测的境况时应持续进行研发管理,以丰富企业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     

跨国公司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战略的相关性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分别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主要论题,但现有研究缺少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分析。本文以中国FDI的“引进来”部分（IFDI）和“走出去”部分（OFDI）为倒,分析中国作为东道国引进外资时和其作为母国对外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的差异;并考虑地点选择因素,研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区别。通过跟踪200家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40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118个项目）的投资产业、母国和东道国信息,运用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得出实证结论：外商来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上都存在差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投资行业的技术含量有显著不同,即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存在相关性;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受资源寻求动机的强烈影响,其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from outward FDI: a bane or a boon?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and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Chinese firm-level data have been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host countries is a bane or a boon to innovation when firms engage in OFDI for technology acquisition. Generally, businesses with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s have an easier time-mak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this research revealed a deeper level of revers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among firms that invest in Europe and the USA,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quite culturally distant from China. Revers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through OFDI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individualism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which are the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distance.     

中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文章运用LP模型测算了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用东道国制度变量与我国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的交叉项作为衡量指标,应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东道国高效的公共治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均可通过与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协同作用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其对外开放度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并购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从国际上来看,跨国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逐渐增多,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但总体来说成功率并不高。与发达国家企业发起的并购相比,新兴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有其独特的特点。基于此,分析我国跨国并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