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利用数字金融形成治理污染的长效机制.本文运用2011-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基于实证检验研究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具有污染减排作用,创业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是重要的作用机制.(2)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门限效应,在达到低数字金融水平之前,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在低数字金融水平和高数字金融水平之间,数字金融都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达到高教字金融水平后,数字金融对环境污染却呈现抑制作用.(3)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数字金融都有在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污染减排模式的潜在风险.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企业迁移的减排效应——兼论“污染天堂假说”与“波特假说”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迁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迁移显著降低了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企业迁往低环境规制地区可能会扩大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企业迁移的技术升级效应会导致污染排放降低,且迁往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更明显,符合“波特假说”。进一步讨论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不同,对企业迁移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差异。此外,企业迁移的环境效应也表现出迁移类型、所有制、行业及地区异质性。本文为解释中国的污染排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于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智能化改造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微观数据的研究

企业绿色转型对于中国“双碳”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企业智能化改造成为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则是企业智能化改造的常用手段。本文利用2000-2013年进口工业机器人企业层面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产业链传导效应模型,对智能化改造的减排影响及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但这种效应主要通过生产线中的工业机器人实现,特别是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其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扩大产出规模,减少能源消耗,改进全要素生产率;进口工业机器人还通过产业链传导效应促进上下游企业污染物减排;同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及技术水平越领先的行业,越能发挥工业机器人污染物减排的作用。本文以工业机器人进口额存量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区分了不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同时将影响效应延伸到产业链传导上,丰富和拓展了现有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研究,为机器人等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中国2011—2019年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六度空间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公众环境关注是数字经济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的重要中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征,并且具有“本地—邻地”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可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促进、加速与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和空间杜宾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发明创新绩效均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创新绩效和非发明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发明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3)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n 276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longitudinal fixed effects models, panel threshold 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boost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s well as low-level and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However,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midlevel human capital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we find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in core and peripheral cities. Effects on the various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wh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s low. Past a certain threshold, however, the effect rever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each region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ationall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nd boost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 Study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oom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obvious. Based on a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our empirical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over time. Since 2013,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ngine for China’s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has a foundational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mpact. Therefo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ing able to lead the futur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rap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与识别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及二次指派程序(QAP)对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并呈现出密度提升、关联程度提高的趋势.根据不同省市在关联网络中的位置,可将整体网络划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收益与经济人四大板块.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受消费水平、产业结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水平、开放水平、移动端数字设备相对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生产模式研究

我国煤炭企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煤炭资源的产出率低等。因此,本文从集约化生产、清洁生产和构筑煤基产业链网三方面构建我国煤炭企业低投入、高产出、少污染、零排放的循环经济生产模式,以期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