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德治国”的实现途径

“以德治国”的关键就在其中的“治”字上面，只有把“治”字落到实处。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进而形成文明的社会秩序。如果忽略了“治”，或者“治”的不够到位，那么，“以德治国”方略就会落空，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所谓有“治”才有序，无“治”则无序。那么，如果抓住     

以德治国势在必行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并把它和“依法治国”并列 ,提到了重要的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做出的科学论断 ,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代思想家“以德治国”思想得出的深刻结论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体现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法律思想的重大发展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新世纪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以德治国与以文化人

以德治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何形式的道德生活，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形态中实现的，因此有“文以载道”之说。实施“以德治国”，就必须把“以文化人”作为切入点，以使“德治”方略进入大众之境。我国历史悠久，积淀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素以其宽厚宏廓的伟大气魄和扶颠持     

以德治国重在落实

崇尚“德行”、注重“德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这是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也是全国人民的内在要求。最近,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的基础上,郑重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明确要求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领会和落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对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德治国,各级领导是关键。要把以德治国落到实处,首先,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     

试论以德治国的理论渊源——孔子的德治思想

在国家乃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德治都是一个必须廓清的问题.孔子第一个对德治思想进行完整准确阐 释并影响后世二千余年.孔子的德治思想建构于"仁"与"礼"的基础上.考察孔子德治思想之于现世的影响,不难得知,现在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双峰并峙仍然是为国策.     

贯彻以德治国 促进可持续发展

人们生产与消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加节制则是可怕的,为了可持续发展,人们在生产与消费上节制贪欲是一种美德。我国的“十五”计划开始重视以德治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它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环境伦理道德建设,巧妙地运用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彻底转变无节制地生产和过度消费的观念,然而,这仅仅依靠法治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搞好环保法治的基础上,深入地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以德治国的关键在于以德治吏

江泽民同志提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我们党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补充和升华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贡献。那么 ,如何才能将德治落实到实处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我认为 ,以德治国关键在于以德治吏。一、以德为本建队伍。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通过各级干部贯彻到基层 ,得以落实 ;人民群众也要靠广大干部把…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必须致力于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首先要建立完善反映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进一步搞好道德建设 ,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问题 ,这是根基所在 ;二是为人民服务问题 ,这是核心所在 ;三是精神境界问题 ,这是支撑所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还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     

贯彻以德治国思想 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它是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治和德治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相辅相成 ,二者缺一不可。法治是外在的法律约束 ,道德是内在的意识自律 ,法治治于行 ,德治治于心 ,两者共同作用 ,才能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律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 ,…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在实践

治理国家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当前,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网”——度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网络道德

因特网（Internet）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重要成果，它给信息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同时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给人们提供了快捷的通讯服务和全球性的信息沟通，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知识宝库。然而神奇的互联网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     

“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官”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     

论政府运行成本的控制

政府成本问题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市场意识和成本意识逐步强化的今天,政府成本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一问题关系党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改革事业能否健康发展。过高的政府成本会使社会不堪负担,因此,要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树立政府形象,促进廉政建设,必须严格控制政府运行成本。     

浅析我国地方税制运行情况与存在问题

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我国初步建立了现行的地方税收制度。但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分税制改革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地方税制的设计与建设方面也就难免存在一定的缺陷。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地方税制的运行情况以及地方税收入对地方财力的满足程度,提出我国现行地方税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希望在新一轮地方税制的改革中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为尽快建立健全规范、完善、相对独立的地方税制贡献一份薄力。     

论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内在规律性。本文通过对需求、供给、供求均衡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制约关系及有效竞争市场的高效率问题的分析，力图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其宗旨，是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论我国民营企业的执行文化

该文在对执行文化的涵义和意义进行初步探讨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其在民营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中的演变发展过程,并根据我国民营企业目前发展的现实状况,具体研究了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所具执行文化的特点,在最后部分则具体分析了执行文化在成长期民营企业中的塑造。     

解读“以人为本”

在很长时期内，单纯以人均GDP和人均收人为主要标志的“发展”，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这种“发展”对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把“发展”片面理解为人类不断战胜环境、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于人本身(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质量的关照，而过于看重物质的纬度和技术的指标。     

关于我国居民消费走势的思考

今年上半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较高 ,但进入 7月份以后 ,股票市场出现大跌 ,普通投资者深陷其中。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消费的争论。笔者认为 ,本次股市下跌对居民消费有一定影响 ,但有限。居民消费平稳增长的态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要想促进居民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需要在体制、制度、政策、消费环境多方面下功夫。     

论我国区域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变革

我国区域公共品的提供目前呈现出了提供不足与过剩并存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当前我国区域公共品是分散提供的结果，在分散提供的情况下，各提供地区都面临大致相同的需求，由于提供能力的不同从而形成不足与过剩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方面的立法，通过制度创新求实现合作提供，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强制实现合作。     

Controlling Illegal Immigration: On the Scope for Cooperation with a Transit Country

We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of cooperation with respect to immigration control between a final‐destination country (D) and its poorer neighbor (T). Assuming that the latter serves as a transit country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 key question is how much aid should D provide to T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its immigration controls. The problem for T is to determine what proportion of aid to use strictly for immigration control rather than trying to meet other border‐security objectives. We examine the Nash equilibrium values of the policy instruments of both countrie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which are optimal w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immigration control extends to maximization of joint welfare. We also consider a two‐stage game in which D first decides on how much aid to transfer to T, with the latter subsequently choosing how to us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