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府采购促进了技术创新吗?

文章针对中国的政府采购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提出了政府采购和市场竞争在激励技术创新中具有互补性这一理论假说,并利用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政府采购没有促进技术创新,甚至阻碍了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显著影响政府采购的技术创新效应,竞争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采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发挥政府采购的创新激励功能,必须提高市场竞争水平,将政府采购置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使政府采购与市场竞争相容。     

供应链金融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缺少对核心企业这一关键参与方的关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2010-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验证其内在作用机理,同时还检验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开展方向和供应链金融能力对创新提升的差异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面向上下游企业开展双向供应链金融和具有高供应链金融能力的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供应链关系组中更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和高供应链关系组中不显著.这支持了供应链金融激发创新的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创新产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和企业价值增殖,同时也能提高供应链绩效.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董监高任职网络如何助推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同群效应理论视角构建董监高任职网络,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焦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是否受到同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董监高任职网络中是否存在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对焦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同群企业技术创新通过激发焦点企业创新动机、优化焦点企业创新过程来促进焦点企业创新。第三,由于基于网络关联的内部信息渠道与外部信息渠道存在替代关系,董监高任职网络中的同群效应在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基于新的网络视角深化和丰富了企业创新同群效应及其机制研究,为创新重要性日益突出、企业联结日益密切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新思路。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产业变革——基于元分析技术的探索

随着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机制问题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存有差异。为明确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机制，基于1990—2021年32篇文献的37个独立效应值，结合技术创新长波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元分析技术归纳识别出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修正的调节效应。元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通过金融因素、创新因素、绩效因素、生产运作因素、就业因素、劳动力状况因素、政策因素7种作用机制对产业变革产生显著影响；与数字技术影响产业变革高度相关的具体机制维度要素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就业信息、代际差异、触网程度、就业质量、城乡收入、制度文化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错配；无论异质性程度如何，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影响的主效应与各影响机制的调节效应均显著相关。结论可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纵向研究和情境化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新能源汽车异质性需求的创新激励效应及作用机制——"政府采购""商业运营"与"私人乘用"需求比较的视角

市场需求对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商业运营"和"私人乘用"三类.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板块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三类市场需求对于新能源车企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①三类需求对车企的技术创新均存在激励作用,但其激励效果存在时滞性与差异性,不同阶段由不同的市场需求发挥创新激励主导作用.②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主要通过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机制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影响车企的技术创新.③政商关联会通过影响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来调节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激励效应,且不同的政商关联程度对需求创新激励机制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在统筹协调三类需求、发挥好需求创新激励的竞争效应与集聚效应、实现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创新驱动与劳动力就业结构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驱动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反映出中国的特殊性，推动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区更为显著；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人工智能发展程度越高，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人工智能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创新人才集聚效应两个间接机制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结论对于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优化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引致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GMM和门槛回归评估,从水平时间和垂直强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海洋科技创新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预防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中长期则正向引致效应显著,与"波特假说"相符;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短期挤出效应,其中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模仿型技术创新产生中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型技术创新没有显著中长期影响;预防型环境规制对引致海洋科技创新没有显著门槛效应;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折线型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引致效应较弱,负向挤出效应明显。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雇佣模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雇佣模式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已成为企业内外广泛议论的话题。从创新行为的组织影响因素出发，逐渐渗透到个体影响因素，探究工作安全感、组织认同感在雇佣模式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雇佣模式与心理契约感知不同维度对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通过对439名不同地区员工调查发现：与无固定期限员工相比，固定期限员工更倾向于表现出较少的建言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和角色创新；工作安全感和组织认同完全中介了雇佣模式对建言行为的影响，部分中介了雇佣模式对组织公民行为和角色创新的影响；固定期限员工在交易型和平衡型心理契约感知下，表现为相对消极的组织公民行为和角色创新。     

融资渠道与中国区域技术创新

运用2011-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不同融资渠道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债权融资在整体上对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分地区看，其在东部地区发挥了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起到抑制作用；②从整体及中西部地区看，股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且抑制了东部地区技术创新；③对股市板块进行细分后，整体上股权融资中只有创业板股权融资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主板和中小板的作用均不显著。     

技术引进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国际技术扩散是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利用2003-2008年区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国际技术扩散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效应和外资研发溢出效应对我国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没有显著作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的模仿效应对我国内资企业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购买国外技术对我国内资企业各个层次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小于对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基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聘用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高管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技术创新资源、获取与维持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当高管位居关键职位时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反而出现下降;随着学术高管占比的提升,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样呈下降趋势;学术高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创新产出,创新绩效有待提高。以上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吸引学术高管参与企业管理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者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抑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聘用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合理制定政策、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双创”活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撑。     

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的ESDA-GWR分析

以我国31个省域为研究单元,通过Moran指数I的全局分析,发现创新要素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表的局部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省域各个创新要素有着空间相关性的差异和不同的集聚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GWR,分析我国省域创新要素对创新产出的空间影响差异。结果表明,R＆D经费支出对专利授权量有正相关性,绝大部分沿海省市的R＆D经费支出（对数）估计系数值较大;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对专利授权量具有负相关性;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都有正有负,其中,R＆D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对数）的回归系数都不大;高等院校数对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新疆和内蒙古具有较大的正相关性,浙江、福建、江西、海南具有较大的负相关性。大多数省区技术合同项目数对专利授权量的影响具有正相关性,福建、广东和海南省除外。     

《专利法》法定赔偿下限修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侵权损害赔偿以经济补偿形式通过改变企业创新回报预期影响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构建司法救济社会成本模型与企业创新成本模型，分析法定赔偿下限修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提出的三项法定赔偿下限修改方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幅提升赔偿下限能够激励企业突破性创新，但其对侵权的过度威慑将增加创新活动的无谓损失，并产生司法寻租空间；而取消赔偿下限将减少企业对累积性创新的投入，弱化《专利法》的侵权威慑力度，并增加法院裁判成本。在新修订的《专利法》中，3万元赔偿下限能够对企业累积性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但亦将导致低质量专利侵权诉讼挤占司法资源。据此，提出优化法定赔偿制度效果的政策建议。     

制度距离与跨国合作创新绩效——文化严格程度的调节作用

国家间差异是影响跨国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然而,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国家制度和文化差异影响研究。试图从国家制度和文化视角探讨国家间差异对跨国合作创新的影响。在区分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17个国家相互之间共同发明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两类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文化严格程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均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文化严格程度减弱了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却增强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两个维度上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但对其它维度和总体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结论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下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还可为各国制定跨国合作创新战略以及我国应对中美科技合作挑战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     

产业集聚与两阶段区域创新绩效——基于区域技术要素强度门槛的实证研究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区域创新活动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使用2009-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以区域技术要素强度为门槛变量，探讨产业集聚对两阶段区域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两个阶段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在知识创新阶段，随着区域技术要素强度提高，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呈阶段性增强；在成果转化阶段，当区域技术要素强度提高时，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并使用ARDL模型实证分析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效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在短期中,技术变化当期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变化的改善也会对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在长期中,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带动就业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