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政府补贴、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18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正向调节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越强,当数字普惠金融高于第二道门槛值时,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来说这种调节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该依据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最大化政策实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缓解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和金融服务体系薄弱与日益增长的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现代化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鲜有将其与乡村产业振兴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本文从乡村产业生产、乡村产业延伸、乡村产业功能和乡村产业支撑四个维度构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和乡村产业振兴速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边际效应呈现明显差异;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缓解经营主体约束和激活市场活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融合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提高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受教育年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并存,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     

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ＧＭＭ估计的经验分析

通过构建出口贸易、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ＧＭＭ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出口行业存在要素配置效应,其中制成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大于初级产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中国出口产业技术水平高于非出口行业,对非出口行业产生了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因其与出口产业发展不相匹配,出口行业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分析

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已成为热点话题。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核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以探究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利用效率不高;金融规模迅速扩张而不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变化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动力来源;人力资本与R&D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反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网络外部性及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2011—2019年省级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门槛不断提高，其对绿色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发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绿色农业产生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据此提出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全面发展和加强绿色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教育等对策。     

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利用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个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在考察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6%,而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其贡献值达到3.1%。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个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属于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是桂林市未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动力。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9—2018年农业绿色TFP增长的技术进步产出偏向分解

在中国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将农业主要水污染物（总氮和总磷）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基于RD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模型测算并分解1999—2018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指数,进一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产出偏向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增长率持续提高,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产出偏向性并总体上偏向绿色产出（即偏向减少污染物排放）,表现为技术进步偏向减少总氮和总磷排放的省份数波动上升以及各区域的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都有所提升,但也存在时空差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提高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而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会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应从农业支持政策、环境规制、绿色技术供给、农业生产者发展等多方面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程度,以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高杠杆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使用Fare Primont指数法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针对2003—2017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可分析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全国在2008年之前为去杠杆趋势,2008年之后总体呈加杠杆趋势;东部地区杠杆率偏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总体上,高杠杆率会通过降低技术效率和剩余混合效率的路径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杠杆率会显著抑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经济开放、信息化水平和政府科研扶持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杠杆率,稳定东部地区杠杆率,并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等外部环境优化措施。     

FDI的技术溢出与农业生产率——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3-2009年中部七省(吉林除外)的面板数据,定量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中部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进口贸易途径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部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出口中学”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闽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估算分析

文章主要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闽台两地1981年—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台湾历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要大于福建,但是福建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于台湾。在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中,福建农业产业结构对TFP增长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次之;而台湾的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对TFP增长贡献较大。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研发投入对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在微观上估算了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考察RD与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RD对生产率的提升存在滞后效应,并且滞后效应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显著。第二,RD不但未能提升当期生产率,甚至存在负效应。第三,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通过研发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即:市场竞争越激烈,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研发对企业TFP产生的提升效应就越大。并且这种边际效应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有着清晰的政策含义,即在长期持续增进研发的同时,提升竞争与人力资本水平。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