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整合视角

前,企业高管团队呈现出由子团体聚类形成的断裂带不断增强的趋势。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增强可以改善企业发展状态和提高管理层决策水平,比如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强化知识溢出和集体主义倾向来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其中存在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路径;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完善企业中显著,但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企业中不显著。应适度增强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有效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和普惠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17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作用机制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动态能力;个体遗忘强度越高、创业导向越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动态能力在中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中介了数字化转型和个体遗忘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并且在数字化转型、个体遗忘、创业导向三项交互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关系中也起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作用条件,进而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外部CEO如何影响企业业绩？

在外部空降CEO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普通OLS回归和Heckman二阶段回归实证研究CEO外部继任者与高管团队互动关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异质性显著正向调节CEO外部继任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关系;高管团队的稳定性显著负向调节CEO外部继任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关系。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团队作为情境要素对CEO外部继任者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这要求企业在进行CEO继任者的选择时应考虑自身的高管团队情境,从而强化外部继任者给公司带来的“适应性”效应,避免其“破坏性”效应。     

CEO继任来源、高管团队重组与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基于高管行为整合理论对CEO变更情境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CEO发生变更的情况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且高管团队重组会削弱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这可理解为企业为了抑制高管团队重组对高管团队合作的破坏行为,在高管团队发生重组时,会尽可能地缩小高管薪酬差距以促进高管行为快速整合.此外,相对于内部继任,当CEO为外部继任时,高管团队重组对锦标赛作用的削弱程度相对更大一些,即外部继任的CEO其所面对的高管行为整合程度要远大于内部继任的情形.     

高管团队特征、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主体,企业创新投入是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要素.高管团队主导企业战略制定,并传导至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本文基于高层阶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3—2019年沪深A股573家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高管持股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强化了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但高管持股对高管团队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较弱.研究结论对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科学构建高管团队、优化内部激励机制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数字赋能”是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又是其战略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基于此,将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部分中介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明显。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运用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从金融资源错配的视角实证研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通过降低金融错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金融错配在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和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突出;高管团队海外工作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长期导向投资韧性、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国际创业

以中国2003—2020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的关系，并检验数字化转型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沉淀冗余资源和非沉淀冗余资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正相关，沉淀冗余资源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转型在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之间发挥积极的中介作用，沉淀冗余资源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非沉淀冗余资源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拓展分析发现，市场竞争环境、高管团队教育和海外背景异质性正向调节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基于股权资本成本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在财务压力更大、信息复杂程度更高、公司治理水平更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降低股权资本成本的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盈余波动、吸引外部关注以及提高公司治理质量三条渠道,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事实与经济后果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借助爬虫数据处理归集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并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对中、高技能员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低技能员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稳定财务状况,进而助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特别地,充分挖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能发挥数字化转型效力,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推动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