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传导机制与企业成长——来自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取得资源优势,抵御竞争浪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产融结合的发展路径付诸实践。本文以山东省16地市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共计11年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产融结合发展方式是否能有效促进山东省企业发展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在持股金融机构达到一定比例后,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产融结合促进企业发展的两个主要影响途径;外部金融环境因素能够显著影响产融结合对企业的促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路径。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环境因素、意义构建、组织多元化管理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通过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

数字化潮流促进了企业变革,有助于培育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出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基于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从创新、资源、文化、管理四个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通过创新驱动、资源支持、文化塑造、内部治理四条路径培育企业的多维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企业资源禀赋来看,对于国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就管理层动机而言,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规模较低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当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处于上行期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开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未来绩效。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效应仅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员工积极性较差以及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与、增强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对政府部门从宏观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新形势下我国产融结合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取向研究

产融结合随着宏观经济制度、金融制度变迁以及企业制度完善,其内涵不断丰富、调整与发展。当前形势下,我国产融结合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应当紧跟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努力克服产融结合的思想误区,突破产融结合障碍。适应产融结合规律的演化与变迁,选择与国情相符合的产融结合模式,探索产融结合的成长与实现路径。通过明晰政策方向,完善政策机制,促进产融有效结合。     

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和路径研究——基于上海电气集团的案例分析

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制造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电气集团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梳理上海电气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进一步分析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归纳出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主要包括：变革商业模式,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以制造中心为枢纽,打造贯通全链条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等。通过对上海电气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的变革;利用数字化技术减少了能源型企业的碳排放,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制造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有助于赋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整合视角

前,企业高管团队呈现出由子团体聚类形成的断裂带不断增强的趋势。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增强可以改善企业发展状态和提高管理层决策水平,比如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强化知识溢出和集体主义倾向来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其中存在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路径;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完善企业中显著,但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企业中不显著。应适度增强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有效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和普惠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变革的力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通过重构治理逻辑深刻地影响企业集团的行为和决策偏好。文章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权集散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集团管理分权,当企业业绩承压、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管理层心态积极时,此种分权行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及时响应市场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降低代理成本三方面对集团的管理分权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下的分权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健性。文章拓展了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在会计实证中的应用,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集团优化权力配置提供了参考。     

怎样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

数字化转型可以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渠道,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和风险,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由于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更大;由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直接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大。采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比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国际化经营概率和水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和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恰当的数字技术。     

产融结合、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产融结合是当前我国解决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种方案,然而对于该方案能否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还存在不同观点.本文通过分析高端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可见,产融结合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但政府补助削弱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企业节能减排了吗？

作为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企业要素升级、重塑市场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能否进一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节能减排,而且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能通过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构优化,实现节能减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果受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在外部环境上,无论是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还是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均会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果;在内部环境上,企业自身的成长性也能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其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这对中国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的协同发展有所启发。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税收负担作为中介进行检验,同时根据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和税收负担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价值的有效中介,且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大。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对促使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增加企业的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产融结合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程度、行业特性、结合模式、结合效应等进行实证研究,为客观认识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程度低,产融结合行为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没有显著的影响;产融结合更倾向于投资理财行为,而不是基于战略的资源整合行为;与银行、证券公司进行产融结合略微提高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济绩效;与财务公司进行产融结合的上市公司经济绩效得到较大提升;产融结合经济绩效最差的是与信托业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