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研究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能够显著促进其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ESG表现通过融资约束影响财务绩效,ESG表现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更好,且对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ESG表现、媒体关注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5—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方面的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关注能够增强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是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好、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时,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强,媒体关注对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绿色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ESG表现——效应评估、机制分析与市场化条件支撑下的赋能路径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影响当前企业前沿的ESG表现。实证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驱动企业ESG表现水平提升。从异质性检验看,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分析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的环境补贴强度并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能,从而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及第三方ESG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抵御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对企业风险的积极效应更加显著;东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市场风险;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财务风险。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ESG理念愈发受到推崇。开放式创新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有助于驱动企业ESG表现提升,受到理论和实践界广泛关注。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得出结论：开放式创新广度、深度的提高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企业应积极寻求创新合作机会,注重提升创新效率,合理应对外界关注,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政府需要发挥好监督作用,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政策保障与金融支持。     

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企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责任日益受到投资者重视,其ESG表现不仅反映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能力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对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利用能力。基于此,以2017—2019年中证ESG评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ESG表现会带来更多的绿色创新驱动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成果;(2)机制检验发现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有动力提高ESG表现,最终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提高ESG表现带来的创新产出最终会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广ESG理论的应用价值、丰富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海归高管会改善企业ESG表现吗？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决策者视角出发,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海归高管对企业ESG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海归高管更注重企业ESG战略,能改善企业ESG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以及公司治理（G）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第二,考虑外部调节机制,机构投资者关注与媒体治理作为两类外部治理渠道,均在海归高管与企业ESG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三,价值效应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强化ESG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创新价值效应。第四,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存在产权、行业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表现为海归高管对国有产权、重污染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制度环境中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我国系统构建“高管战略驱动—外部机构投资者与媒体治理”的ESG推进体系,并为立足ESG制度建设驱动企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税收负担作为中介进行检验,同时根据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和税收负担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价值的有效中介,且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大。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对促使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增加企业的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上市公司的综合水平,是体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标准。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及17个省份颁布或修订环保条例作为准自然实验,根据彭博数据提供的ESG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探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异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测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和资产专用性更高的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作用。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并对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企业绩效？——创新能力和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双重中介作用

选取A股2069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指标并计算评分测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基准回归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绩效,并且对企业未来三年绩效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检验发现,企业创新能力和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供应链伙伴关系紧密度,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高供应链地位企业和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其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金融的一种新兴金融生态,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采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更加优秀,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技术支持效应实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影响会更加显著;受到相关环境政策约束,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绿色债券发行与企业ESG表现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一种直接的绿色融资方式。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是否会促进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值得研究。文章分析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对ESG表现的影响,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也利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有效构建。文章选取2016—2021年中国A股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和发行普通债券未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研究发现,与发行普通债券的企业相比,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有更好的ESG表现,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发行绿色债券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实现对ESG表现的提升。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双碳”目标提出后,结论更显著。另外,发行绿色债券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对“E”和“S”的影响,对“G”的影响仅存在于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