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房价、房价偏离与溢出效应：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利用国外较新的PMG估计法,探讨影响珠江三角洲商品房均衡价值的因素及房价偏离,并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房价偏离在不同城市间的溢出效应。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加,房价加速上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越大,房价的增长速度更快、波动更为剧烈。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推动房价上涨最重要的长期因素,通货膨胀次之,贷款最小;但贷款、通货膨胀是主要的短期推动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房价总体上没有明显的泡沫,但波动很剧烈,一旦发生调整,其幅度将很大。除江门外,其他城市只对深圳房价偏离的冲击做出响应,而深圳对其他城市房价偏离的冲击没有响应;江门房价更多的受到来自中山和珠海的影响,深圳是珠江三角洲房价波动的源头。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和证伪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并且,采用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探寻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水平和服务业生产化水平提升;(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行业创新、科技水平、互联网发展、居民消费四个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不同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4)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越明显。为此,国家应进一步规划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继续扩大智慧城市规模且重点倾向西部地区城市,同时,提前做好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实践,肩负着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学界对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否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使用2013—2019年106家国家高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对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显著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对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和布局差异。东部地区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则不显著;无论是单城布局还是多城布局,两种类型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均显著促进了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单城布局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大于多城布局。（3）从影响机制来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因此提出以下建议,深入推进国家高新区体制机制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一步推动国家高新区营造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打造创新高地。     

房价、房价收入比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空间效应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9年我国31省面板数据,基于三种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房价、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房价、房价收入比与三种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依赖性显著,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马太效应"。(2)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房价对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是线性的。(3)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房价收入比对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呈倒"U"型。(4)从区域看,东部和中部房价上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西部为负;中部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西部为正,东部为负;中西部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最大。     

额外印花税与房价变动：基于香港的实证

房地产业在香港经济运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近年来,香港房价不断上涨引起了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保证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特区政府实施了额外印花税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本文分析了额外印花税影响房价变动的理论路径,并以香港2009—2012年房价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额外印花税对香港房价的抑制作用不显著,额外印花税的实施并没有扭转房价持续走高的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

基于2007—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虹吸效应”,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此外,政策沟通对于倡议的推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倡议对于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也论证了其中存在的影响机制,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土地价值、土地的房价效应与房价的调控政策

该文研究了不同主体对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价值增值部分的不均衡分享现状,分析了土地的"招拍挂"出让方式对房价上涨的影响,提出了土地出让带来的成本和乘数效应、财政效应、竞争结构效应、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社会效应,并据此提出了基于提高住房资源的利用效率、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和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为导向的促进房价理性回归的政策选择。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与房价上涨关系刍议

该文使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并采用PTR和PSTR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及其非线性特征。主要结论有: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造成全社会对稀缺产品占有意识的提高,并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从全国平均来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房价上涨约0.88%;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对房价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根据上述结论,作者认为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布,对控制房价快速上涨具有重大意义。     

物价稳定与房价：货币政策视角

住房价格变化是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重要指标。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了物价稳定与房价变动的关系,发现房价是物价变动的重要原因,而M1和贷款利率是房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通过进一步建立结构性VAR模型,我们发现房价受到贷款利率影响最大,而物价受到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最大。针对房价与物价变动的三个场景可以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1、房价过快增长,物价保持稳定。此时为了避免房价对未来物价的冲击,又不影响到当前物价的稳定,可以提高贷款利率,并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供给以对冲房价下跌对物价的不利影响,达到抑制房价而不影响物价的效果。2、房价和物价双双过快增长。此时,应调整贷款利率、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三管齐下加以治理。3、物价过快增长,而房价较为稳定。为了避免打压房价,可以不调整贷款利率、准备金率,仅控制货币供应量。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跨国并购、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企业经营风险

本文基于新冠疫情爆发后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全球并购数据以及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每家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跨国并购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为了解决偏误性问题,本文还对其进行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进一步影响机制表明,跨国并购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以及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解决了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卡脖子”的问题,进而降低经营风险。从异质性上看,跨国并购对降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经营风险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发现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加大跨国企业经营风险。因此,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对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安得广厦千万间：儒家传统与房价增长

房价高涨使住房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儒家的政治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推崇施行以民为本的仁政,重视改善和提升社会民生,所以儒家文化传统可能对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及行为,进而对房价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地方官员出生地和任职地相分离的政策框架,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使用流行病学方法估计了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房价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显著降低了房价。具体地说,地方官员出生地进士密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其任职地实际房价将降低1.13%左右,实际房价的年均增长率将下降1.01%左右,这一发现在一系列检验中都是稳健的。扩展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弱化了地方官员源自晋升激励而推高房价的动机;优化商住房用地的供地结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调控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     

培育类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手工收集地方政府培育类政策并与2007—2019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利用多期DID模型检验其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培育类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起长期显著促进作用,但政府认定次数增加并不能推动中小企业创新由量转质的飞跃。进一步地,培育类政策可通过激发创新意愿、加速人才聚集、提升市场关注度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该类政策对国有中小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仅对低集中度行业企业起到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政策激励与创新补偿效应更强。结论可丰富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经验证据,为完善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