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和财政分成制。本文基于一个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序贯博弈的模型来研究两种激励模式的激励效果并对社会福利进行比较。当中国区域之间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及各种外来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大时,晋升锦标赛制不仅会遏制中国地区间的合作,而且与财政分成制相比,其引致的努力水平更低,无论从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角度,还是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角度,晋升锦标赛制都次于财政分成制。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     

声誉、政治关系与企业垂直整合

文章针对我国经济转轨的实际,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声誉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较易与利益相关者订立合约,声誉良好企业垂直整合的程度较低;相反,政治关联企业更有动机和能力通过涉足上下游产业来攫取垄断利润,从而垂直整合的程度较高。基于制度环境的分析显示,声誉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在弱制度环境下更为明显。此外,公司所有权也影响了声誉、政治关系与垂直整合间的关系。声誉良好的民营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垂直整合度,而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进入上下游产业的动机更强。     

标尺竞争、地方官员自利行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所以中国式标尺竞争就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论文基于政治委托代理的研究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官员必然追求本届政府或个人任职期限的短期政绩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使自己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各个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时会竞相模仿从而使财政支出出现"结构趋同",这种趋同性会随着政治锦标赛的升级而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地方官员自利行为是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     

国有企业改制、竞争程度与社会福利-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考察

本文运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估计方法,考察了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加成率,进而对社会福利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高竞争度行业和竞争程度增强的行业,国有企业改制能够促进企业加成率提高,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低竞争度和竞争程度降低的行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甚至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此外,国有企业改制、行业竞争程度和市场化改革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改制对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     

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地方重复建设——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政治晋升激励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分析表明,横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由此得到落后地区是否进行重复建设的条件也就不相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价格扭曲放大了横向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为了降低落后地区进行重复建设的程度,中央政府需要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官员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激励,也需要努力推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的比较

为了分析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市场效率导向"型或"辖区GDP导向"型时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社会福利和企业自生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还是地方政府的产能补贴,都会使得企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为"辖区GDP导向"型时,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重视程度与整体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既要考虑社会福利效应,也要考虑企业的自生能力效应。     

新冠疫情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基于供应链扶持的视角

在新冠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严重负面冲击的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如何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供应链扶持的视角对此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发生后，相较于供应链上不包含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供应链上包含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更高，即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了帮扶而稳定了其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当民营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越大以及所在地区疫情越严重时，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企业的帮扶作用越大。机制分析显示，供应链上的国有企业通过保障民营企业的商品流转效率以及提供更多商业信用的方式稳定其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相较于供应链上不包含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供应链上包含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经营业绩增长率和市场价值均更高；并且，在供应链上包含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数量越多的地区，疫情冲击后的地区经济复苏越快。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受到严重外部冲击时，国有企业通过扶持供应链上下游的民营企业而发挥了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竞争模式转变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兼论我国地方债务的治理

以"经济增长"竞争为实质的"晋升锦标赛"有效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这种竞争模式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也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基于中国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前提,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应为"居民满意"而竞争,该竞争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在为政治晋升竞争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辖区居民的利益,促使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发生改变。这种竞争模式,加强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监督,促进地方债务向更注重效率、结构更合理和管理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政治关联、产权性质与掏空——来自沪市A股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本文首次发现了政治关联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存在“监督效应”，即政治关联高管会显著约束其控股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掏空）；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治关联高管对于控股股东掏空的“监督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此外，政治关联对掏空行为的“监督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表明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政治关联的“效率观”。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职业价值观与绩效: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的中介作用研究——国有企业员工在改革中的思想变迁与利益较量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利益在进行重新整合,为了在利益较量中特别是薪酬、晋升等方面利益不受损,员工会运用正当或灰色手段进行政治行为,其他员工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知觉便是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同时,国有企业员工的职业价值观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员工身份置换等变革不断发生变迁,根据认知一致理论,这些职业信念会影响着工作行为如绩效。然而,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作为一种无法规避的环境知觉是否让员工们职业信念的实现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着员工绩效?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国有企业员工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职业价值观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员工职业价值观对关系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加入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变量,我们还发现,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对职业价值观与关系绩效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人才体制改革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 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制度与债务危机:一个国际比较分析框架

政府债务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通过借鉴Buchanan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公共选择理论及North的“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论断,深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政府债务积累的制度基础,构建了“制度、政府行为与债务积累”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中国垂直集中的政治体制及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地方政府自身不但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激励,而且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锦标赛”,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巨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和财政联邦制,政府官员对选民负责,地方政府财政自律,结果是美国中央政府风险凸显.因此,在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中,应重视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政府官员行为,制定良好的财政规则和纪律,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以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