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无县时代”？——当代中国撤县设区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撤县设区、土地制度与城投债扩张

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撤县设区这一区划调整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通过采集1995—2006年间所有的撤县设区样本,将撤县设区区分为主动适应型与被动调整型两大类,就能够较好地展现过去一段时间撤县设区现象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的撤县设区较好地顺应了市场机制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更有可能与城市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被动调整的撤县设区则由于通常并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会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2003年间的撤县设区改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撤县设区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大部分城市的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并且东部城市撤并次数超过一次的城市的政策效果要分别优于中西部城市和只发生了一次撤并的城市,而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撤并效果相当.此外,本文改进了“排列检验”的方法,构造出新的统计量以检验所有撤并城市教育支出提高的联合显著性.本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和结果检验上的稳健性,为当前充满争议的撤县设区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区域一体化政策能促进企业垂直分工吗?--来自撤县设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畅通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在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下,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分工深化成为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人口角度考察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入手,考察了撤县设区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所在原县域公司的垂直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通过扩大企业可达的市场范围以及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起到对企业垂直分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垂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原县级政府对企业干预力度更强时更加显著。同时,撤县设区带来的企业垂直分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发展竞争中的利益协同：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及市区关系研究

撤县(市)设区是我国市辖区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市区关系发展变迁的核心因素。通过梳理我国撤县(市)设区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质是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区竞争与利益协同的动态调适。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资源、财税权限和发展结构方面竞争与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此发生逻辑的作用下,撤县(市)设区后市区关系呈现为完全协同、有限协同、利益间隔、利益相斥四种形态,构成我国市区关系的现实图景。基于此,我国撤县(市)设区及市区关系发展还需合理的反思与展望,要平衡“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制定多维度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规避“工具化”导向,保障撤县(市)设区基础功能的充分发挥。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     

浅谈公共资源的配置与民生问题

关注民生不仅是党和国家提出的政治主张，而且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问题。要解决新时期的民生问题，需要采取更合理、更有效的措施。第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第二，解决民生问题，突破口要关注农村，关注基层。第三，政府要进一步向“民生政府”的方向转变。政府应当管经济，可是，只能是从宏观上管，用方针、政策去管，而不是直接插手企业，更不能成为企业的主体。对经济，政府只能是间接政府，不应是直接政府。政府直接的职能应该是管社会。第四，强化民生职能，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的投入。民生政府要有民生财政。第五，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第六，推进制度建设，使民生问题的解决走上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增加财政对改善民生等公共资源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腐败研究及防治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被认为是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有效手段。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这一领域的腐败未能得到根本防治。只有从法律、制度、科技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才能使市场化真正成为反腐倡廉的利器。     

上海城郊结合部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探讨

上海作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国际化大都市,伴随着轨交的延伸、大型居住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市政工程的启动,促使上海城郊结合部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发展模式和趋势。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给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在笔者就以作为上海市十个改革发展试点城镇之一的罗店镇为研究主体进行深入剖析,通过政府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等途径,达到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从而找到适合上海发展现状的措施和办法。     

当公共资源“被”广告

以“艺术、时空之旅”为主题的Lv（路易·威登）奢侈品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虽然中国曾经是奢侈品的发祥地,但古老大国的众多子民却正在为Lv暗送秋波。国博Lv展惹来争议,此前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以休闲服装品牌命名也闹得沸沸扬扬。这一切与文化冲突有关,但也引发了一个新话题：国家公共资源的商业开发要遵守哪些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