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同测度与评价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水平,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莫兰指数探究二者耦合关系及其区域间差异、差异来源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其耦合水平以勉强耦合和初级耦合为主,且表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不均衡空间特征;（2）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及外资开放度、创新贡献度是制约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渐减小,区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4）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并呈现出一定集聚效应。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贸易对象、贸易竞争力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空间自相关、基尼系数、β收敛模型探究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整体表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渐进演进趋势明显;（2）区域间差异是数字贸易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55.55%,其中,东部—西部差异贡献率最大,东部—中部次之,中部—西部最小;（3）全国及三大区域数字贸易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补助水平四个因素后,区域间和各区域内部的数字贸易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且中部地区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研究结论对于总体把握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区域数字贸易协调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度

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对影响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与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有着轻微的抑制效应;第二,技术创新、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宏观控制、人口密度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变革已进入攻坚期,如何优化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可能存在的区位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已成为当下中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进行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区位异质性,东部、西部和南部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因此,应加强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顺应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区位异质性规律,强化新兴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培养。     

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耦合度模型,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量与其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其产业融合,其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后直接效应为负,但总效应为正,进而反馈调节其相邻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鉴于此,应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合理引导产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信息技术新优势,建立一体化信息网络平台。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制造业也在开始新一轮的转移,给我国制造业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中国制造业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融入国际大分工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金融发展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广东省采取了“一室一台一园”的整体建设布局,通过建设中大湾谷风险管理技术实验室、广州地方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广东数字金融创新产业园,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和创新。广东省作为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在数字金融领域具备较大的发展机遇。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广东省的经济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扩大就业机会。数字金融技术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也为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和就业市场的拓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本文以2009~2018年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创新、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及绿色经济六方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将主成分分析法和主客观赋权法相结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样本期间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第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东高、中平、西低”状态;第三,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

为系统评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度的影响,首先通过半参数模型模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函数关系,基于此设定基准回归模型,然后分析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再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基于前向嵌入的前向参与度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且数字经济提升了前向GVC和后向GVC的复杂参与度,而使简单参与度降低。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贸易成本中介变量和技术创新调节变量发挥作用,且这种作用存在门限效应,分别存在双门限值和单门限值。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理论,依据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遴选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系统内部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略滞后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水平呈缓慢增长趋势,达到初级协调阶段;区域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业融合水平发展不平衡,呈“东高西低”分布特征;生产性服务业薪酬因素是制约耦合效应发挥的“胁迫因素”,先进制造业规模因素和薪酬因素是制约耦合效应发挥的“约束因素”。鉴于此,应打造两业融合载体,增强两业发展活力;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两业融合区域联动;优化要素投入,发挥核心要素驱动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性--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异系数与静态面板收敛模型检验收敛性。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衡格局,东部城市群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群总体的相对差异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其主要来源是群间差异,而群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小;各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分布延展性和极化特征;十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关中、山东半岛和北部湾城市群存在σ收敛,同时所有城市群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城乡融合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持,形成的数字产业化形态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新机遇、新动能和新活力。本文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力于城乡融合水平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影响最小;对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影响中,要素融合影响程度最大,社会融合影响程度较小,而对生态融合和居民融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建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破除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城乡消费升级,进而促进要素融合、产业融合、空间融合和社会融合;强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建设,加快“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生产力”驱动制度变革、数字化治理,推动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     

减税降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激励效应

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本文首先分析了减税降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接着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指标体系及融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22年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当前我国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是否会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产生激励效应。研究发现：2013—2022年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差异凸显;减税降费政策可以促进各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但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税种与降费量组合的异质性明显,减税降费组合效果优于某种性质的税种与降费量的组合。同时减税降费政策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可以间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因此,我国应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适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在减税降费过程中,要兼顾地区间的不同,不断调整优化税制结构,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维度出发,使用基尼系数测算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于核密度估计探讨其空间分布状态,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系统考察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内部流动性和空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差距最大,且有扩大态势;(2)不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演变趋势趋同,部分地区“极化”现象明显,且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3)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流动性随着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减弱,数字金融水平越高的地区稳定性越强,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上述发现加深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认知,并在此基础之上为缩小区域数字金融水平差异提供新的思路。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出口质量攀升的视角

推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出口质量攀升,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门槛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具有非连续性,其影响依赖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累积水平,并且其效应随突破点的变化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本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测度与判断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各省份29个细分制造业行业与房地产业的数据,采用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同时,本文尝试从内在机制上找出两产业的最佳耦合度,并实证分析了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一步,本文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外部冲击对两产业耦合度的影响。测度结果表明,两产业的互动程度不断增强,由2004年的失调发展上升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均于2012年前后超过制造业。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这能从东部地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中找到原因;对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地区而言,限购政策改善了地区内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度。     

数字经济

52.9％2011年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9％,环比降1％。该指数显示出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平稳,但通胀压力有所反弹。预计2月份PMI将继续下滑,但仍处扩张状态,3月将再回暖上行。     

数字经济、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乡村迈入数字化、智能化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催生了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以旅游业为主、农业为辅,以旅游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由单一结构转向多元化结构,以农民增收带动农村发展。论文采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以及理论逻辑,通过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农旅融合以及乡村振兴三个主要变量的发展水平。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引入农旅融合中介变量,借助中介模型验证数字经济通过间接促进农旅融合新产业模式兴起带动乡村振兴。实证回归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2.间接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农旅融合在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生态、治理以及生活方面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乡村产业的影响效果最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