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原始样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出重污染企业的反事实参照组。将《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起点,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别对全样本和匹配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净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不同下绿色信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2)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更明显。文章尝试运用PSM-DID方法检验政策效果,很好地解决了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的问题,同时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检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和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分析.目的在于为企业落实有效实施途径、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制造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机理与路径——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多边价值共创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立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多边价值创造视角,从供应链数据质量、数据透明度以及数据驱动协同度三个层面剖析制造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问题,并结合平台理论、价值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提出支撑制造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关键核心能力,即供应链数据处理能力、数据融合能力以及数据治理能力,详细探讨能力内涵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在建构能力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各主体多边价值共创,剖析制造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机理,提出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一是构建供应链数字化映射,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强化供应链数据质量管理;二是加快数据融合,为数字化供应链提供数据互联共享,提升供应链数据透明度;三是提升数据治理能力,通过数据驱动供应链协同,实现供应链网络化价值创造。     

离散型工业中间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齐头并进、交融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出台,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单位——企业,自然成为国家战略实现的执行单元。作为传统企业如何响应宏观政策、如何紧跟智能制造时代步伐,甚至如何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都需作出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型探索。对于离散型、工业中间品制造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路径是业务数据化、架构中台化、数据业务化。     

互联网思维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经营管理不得不面临数字化转型难题,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目前,传统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只有进行数字化转型才能经受挑战.因此,企业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步伐,抓住发展机遇,避免被市场淘汰.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并不是选择题,而是决定其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文章对互联网思维下企...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沪港通交易机制,运用双重差分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2012—2016年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抑制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通过公司治理和信息渠道发挥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审计风险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实现动能转换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会增加审计环境的复杂性,进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时所面临的风险。以2017—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可以显著降低注册会计师审计时承担的风险,且结果具有稳健性;(2)会计师事务所的胜任能力在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过程存在差异性,只有国际“四大”事务所面对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同的制造业企业时不存在审计风险的差异。     

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和成效——基于1942个案例实证分析

<正>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工业互联网与不同行业的知识、经验、需求相融合持续创新,形成了一批聚焦行业特点、解决企业痛点、价值成效显著的解决方案,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以浪潮云洲为例

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小企业培育竞争优势和提高生存能力的关键所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新兴产物,通过万物间的广泛互联、赋能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和精准供给,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不竭动力。本文基于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平台,探讨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制造、数据化运营模式和数字化商业模式的关系进行系统剖析。这既能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进行生动描绘,也能为数字化转型尚未成功的中小企业提供实践启示。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探究——以三一重工为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多重制度逻辑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以三一重工为例,从多重制度理论视角,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以及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阶段交叉性特征,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性是造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制度逻辑组合,政府逻辑在数字化转型阶段跃迁的过程中逐渐增强,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的协同更加有利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制造行业管理转型的路径探究

近年来,随着新兴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稳步推进,各国经济主体都愈发重视复兴制造业计划推进情况。其中,一些发达国家又提出“再工业化”的战略理念,各制造企业内骨干力量都参与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使其尽快适应当前技术体系与发展模式的需求,积极应对竞争环境下形成的变革作业。另外,近年来世界市场环境变化及同行业低价竞争的影响,无疑使得制造业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更充分地认识到企业转型的重要性。     

“四大”分所落户能否缓解区域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融资约束是掣肘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知名事务所分所落户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仍有待探索。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四大”分所落户视作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四大”分所落户显著缓解了当地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机制检验及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分所落户通过改善当地营商环境和提升企业透明度两个渠道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因企业性质和内外部治理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优、做专做精提供参考,同时也对破解企业融资困境,促进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制度支持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管理者认知视角

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有利的政策环境下,制造企业仍抱有“不愿转”“不敢转”的心态并面临“不会转”的窘境。为此本文探讨了制度支持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管理者认知视角,结合注意力配置理论和高阶理论,引入数字化注意力作为中介变量,CEO认知灵活性和数字化经验作为调节变量,并对240家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显示：制度支持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注意力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灵活性和数字化经验分别对制度支持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化注意力的中介作用起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在制定政策时加强引导,积极塑造高管的数字化认知;企业则不仅要积极获取政策支持,还要重视CEO等高管的注意力焦点,培养和提升其认知灵活性和数字化经验。     

山西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效应评价——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14个资源型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西综改试验区设立的政策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综改试验区的设立在解决资源依赖的问题上成效微弱,也未提高资源型地区的科研创新能力.因此,未来综改试验区的重点在于提高资源型地区的科研创新能力,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加速培育资源产业的替代产业,以扭转资源依赖的恶性循环.     

工业数字化转型云服务创新实践

<正>一、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与痛点当前正值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且存在诸多难点。行业壁垒、人才匮乏导致工业企业“不会转”,变革代价、试错成本让工业企业“不敢转”,数字基础技术掣肘使得工业企业“不能转”。1.中小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不断增强,立足“降本、提质、增效”三大原则,更加侧重整体解决方案,注重产业数字化的全面赋能。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成立提高企业价值了吗?——来自中央企业和省级改革试点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实证检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的成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两类公司成立后国有企业价值发生了显著变化,两类公司的成立显著提高了所属上市公司的价值;(2)受经营目标差异的影响,两类公司提高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在省级试点更为显著;(3)市场竞争显著影响两类公司作用的发挥,市场竞争越激烈,两类公司越能推动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