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连锁董事绿色经历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

企业能否成为绿色创新主体以优化中国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突破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用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泊松模型,实证检验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有促进作用。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显著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促进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有环保处罚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无环保处罚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从影响机制看,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缓解了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提升高管环保意识来促进企业开展更多环保活动,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对企业非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如何通过绿色经历联结来突破绿色创新限制的影响机制,而且对于改善中国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提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

减税是稳定和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明确减税在何种程度上提振经济增长及其作用机制是优化减税政策的关键。本文利用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全面实施,评估和分析了减税提振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并利用该政策对不同行业实际减税力度的差异以及地区事前产业结构的差异,对不同地区所受的减税冲击进行度量,发现减税显著提振了地区经济增长。结合减税拉动受益企业增长的直接效应与减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的间接效应,本文估计减税的地区乘数在3.5左右。进一步考虑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将地区减税乘数拓展为全国乘数,估计得到减税的全国乘数在3左右。本文还考察了减税提振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以增值税转型为代表的资本性减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方式实现,政策拉动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较为微弱。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9—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库和中关村企业调查数据库,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就业,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进而提升企业就业水平。拓展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提升了高学历员工、年轻员工、新员工占比;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不同细分技术领域和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专家系统及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企业规模较大、出口规模较大,以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中更小。本文基于专利数据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将研究样本拓展至包含服务业企业,从企业市场规模扩大的角度拓展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为企业实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政府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员工绿色行为多路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个体感知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员工绿色行为表现形式存在扩展性,学术界对其影响因素未形成统一认知。本文从员工个体感知视角,通过访谈和问卷收集资料,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员工绿色行为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个体感知视角的绿色行为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和安全健康两个方面,提炼出七个影响因素并将其划分为三类;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形成了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多种组态形式,表现为“殊途同归”的特点;作为组织因素的组织促进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个体因素的个体规范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内驱力;组织促进和个体规范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参照群体和习惯便利偏好的组合与绿色风气和结果预期组合可以相互替代,绿色感知和参照群体的组合与结果预期可以相互替代,绿色风气与绿色感知的组合和习惯便利偏好可以相互替代。本文从组态视角解释了员工绿色行为的差异化路径,弥补了传统统计分析对员工绿色行为解释单一性问题,为有效促进员工工作过程中的绿色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与重塑中国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目标,重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本文尝试基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循环的影响,进而将共同富裕与新发展格局联系起来统一考察。研究发现：劳动报酬占比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供给侧,收入分配通过工资变化影响技术选择与生产效率。在需求侧,收入分配通过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影响需求规模与产能利用水平,其中,工资变化导致劳动者自身再生产消费规模的变化表现为直接渠道,而工资变化引致利润率变化进而对积累的影响表现为间接渠道。两个渠道同时发生作用但方向相反,因此,可以根据工资变化对产能利用水平的不同影响将经济区分为“利润主导型”与“工资主导型”。按照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工资、全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积累率、产能利用水平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发现中国经济以2010年作为转折点,由“利润主导型”转向“工资主导型”。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外,本文还从所有制、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若干...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

“去库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企业库存调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库存,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匹配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合约成本和企业销售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库存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处于价值链上游、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库存调整削减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库存削减调整是互联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为企业库存管理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认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企业生产韧性,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DES）,编制了一套中国居民数字化指数（CIDI）,全面度量了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渗透程度,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0.13）时,居民收入将提升5.93个百分点,且该结果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农村和县城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经营等渠道获得更显著的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推动了数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资水平的产业集中,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制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纳入居民数字化水平的收入函数,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时长或劳动参与率提高收入（“赋能效应”）,以及调节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资本组合提高收入（“倍增效应”）。本文拓展了对微观个体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生产性政府债务与城市创新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创新力是支撑国家创新能力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关键,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视角,以“四万亿”计划的推行为契机,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生产性目的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支持效应、政府创新补贴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行政级别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但是以“借新还旧”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则难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倘若地方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目的,则可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用途债务资金的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条件,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制定方案。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政府债务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来自各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有效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影响机制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新激励和提高制造业群体数字化水平来实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对中低技术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数字产业辐射力为靶向构建行业交流平台;以产业数字化为靶向激发制造业的创新活力;以数字化生产力为靶向加强制造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企业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专利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1992—2016年第一申请人为企业的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手动整理申请人类别信息,构建合作研发模式指标,分析企业合作研发以及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企业合作研发并不能提高企业创新质量;但将合作研发区分为不同模式后,产学研合作相比其他合作模式产生的专利被引数量更高,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成果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增加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是更高水平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与其他合作研发模式相比,产学研合作对信息共享的促进作用更大,因而能够显著提高合作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产学研合作为何能够更好地促进信息共享,产学研合作中合作主体之间较弱的竞争关系,以及产学研合作技术的较强初创性和基础性特征均有利于提高合作者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如何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