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网络溢出模式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实现碳达峰的需求结构效应

准确理解和把握实现碳达峰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有助于协同推进碳达峰与需求结构升级，继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尝试将碳减排与需求结构联系起来，基于碳减排的遵循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要素配置效应，阐明了碳减排直接和间接影响需求结构的机制，是从理论上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需求结构的有益尝试。将上述机制与涵盖经济—能源—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本文评估了从当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阶段实现碳达峰对中国需求结构的潜在影响。理论分析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来自遵循成本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的直接影响会降低需求中的消费份额和碳密集型产品份额。源自遵循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间接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沿其传导链逐级衰减。由此，研究期内碳减排的直接影响将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需求中资本形成份额挤占消费份额，甚至有可能导致消费份额从稳步增长轨道转向下降轨道，但同时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出口结构和能源需求结构的低碳转型。本文认为，为协同推进碳达峰和需求结构优化调整，应尽快完善碳总量控制制度，着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大消费激励力度，充分内部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国外碳达峰碳中和经验借鉴及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启示

在梳理国际碳减排现状进展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推进碳中和工作的举措与经验,研判了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形势挑战,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对煤炭行业发展的启示,以期为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碳交易迎来法治新局面 碳市场驶入发展“快车道”

<正>欧盟等国内外碳市场的实践表明,碳市场为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关系提供了有效途径,是助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碳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探索,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体系。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7月16日启动交易以来,总体运行健康有序,碳交易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可持续能源转型下煤炭企业产业多元化驱动力及路径研究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深入实施,围绕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煤炭企业等化石能源企业积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基于多元化战略理论和国内外化石能源企业产业多元化实践,构建了“市场、技术、政策、资源”多元化驱动力理论框架,探究了新发展阶段逐步压缩的煤炭市场、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和对绿色低碳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性政策以及煤炭企业内部资源高效利用对企业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影响。煤炭企业可以通过市场驱动下的产业内相关多元化、能力驱动下产业内和产业间相关多元化、政策驱动下产业间相关多元化等3种模式推动多元化。企业不仅要考虑多元化带来的好处,还需把握好多元化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关注风险和挑战,以提高多元化经营绩效。     

中小型企业碳减排量互惠交易模式建设

<正>抢占碳减排量交易市场高地，通过企业碳减排量的交易促进企业控排降碳是“双碳”实施路径上的必然调控手段。国务院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中指出，要求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是未来治理工作的主要思路，地方碳排放“双控”模式与机制亟需创新。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双碳”目标下环境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

为了实现能源集约、生态可持续发展,2021年我国提出了要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并且逐渐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目前,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即“双碳”战略是我国的重要议题。“双碳”战略离不开绿色税制的建立,而环境保护税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工具,也是建立绿色税制的重要税种之一。环境保护税具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等特征,它也是当前唯一将大气污染物纳入征税范围的税种。“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企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研究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企业减少税式支出而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促进碳减排。因此,研究环境保护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碳减排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环境保护税对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设前提,进行了《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碳减排效应,换言之,当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后,企业碳减排水...     

煤炭消费达峰的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增长,是我国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明确政策和重点举措。确保煤炭安全稳定保供、促进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又是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统筹好发展和压减、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是煤炭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结合煤炭产业发展现状和实际,展望"双碳"进程下煤炭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走势,分析企业视角下的煤炭消费达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药厂设备降碳减排技术分析

我国药品生产规模较为庞大，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问题较为突出，制药设备的降碳减排工作已成为制药行业必须完成的任务。探讨制药厂设备的降碳减排工作，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不足，从多个角度分析推进制药设备降碳减排技术发展方向，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等环保目标。     

电化学储能商业模式研究

<正>建立电化学储能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对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实现“双碳”目标，建立新型电力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公司电化学储能发展现状，分析其商业模式初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行业发展建议，为完善盈利型商业模式提供了思路。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各地也陆续出台新型储能发展政策，推动储能产业落地，储能产业商业化模型正在加速形成，但电化学储能受投资成本、安全性能、政策激励不足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益不足，限制了电化学储能的进一步发展。     

警惕“运动式”碳减排

正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运动式"碳减排不可持续,会对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必须予以全面纠正。去年9月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地方政府、产业界、金融界响应积极,但部分地区却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的苗头。"运动式"碳减排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虚喊口号、蜂拥而上,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另一种是过度行动,     

经研院 推进成果应用 助力“双碳”目标

<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区域先行先试、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我国‘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兼规划评审中心主任聂文海说。近年来，经研院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挖掘电力大数据价值，助力政府部门精准制定和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创建了冀北特色电力看经济服务品牌。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4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DES），编制了一套中国居民数字化指数（CIDI），全面度量了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渗透程度，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0.13）时，居民收入将提升5.93个百分点，且该结果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农村和县城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经营等渠道获得更显著的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推动了数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资水平的产业集中，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制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纳入居民数字化水平的收入函数，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时长或劳动参与率提高收入（“赋能效应”），以及调节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资本组合提高收入（“倍增效应”）。本文拓展了对微观个体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优化县域配电网 服务高质量发展

建设县域新型配电网要充分发挥分布式资源的融合作用、生产技术的支撑作用和数字电网的承载作用,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示范应用,提供更可靠、更灵活、更高效、更智能的县域配电网络和供电服务,支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年—2020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结合中国省级层面的宏观指标,采用TOPSIS熵权法测算出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工业企业碳排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工业企业的碳排放会减少0.576个单位。经过内生性处理和替换变量测算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为工业企业碳减排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企业管理效率提升,但可能存在“遮掩效应”,从而难以对企业碳排放降低起到正向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成熟企业以及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