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与实际税负

企业集团作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组织形式,其实际税负的决定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内部资本配置的关键机制——决策权配置视角切入,考察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事实上,囿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问题的“黑箱”还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独立纳税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双重披露制”提供的研究契机,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伴随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集权程度的提高,其实际税负显著降低。机制检验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企业集团税收负担的作用路径包括提高决策权与税收专业知识的匹配程度、缓解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促进组织间协调等。进一步研究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实际税负的作用在子公司业务承担比重较高以及子公司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实际税负下降对企业集团价值的提升作用在集权管理模式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企业集团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的新经验证据,而且也丰富了决策权配置经济后果领域的学术文献,对理解决策权配置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逆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高企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及其趋势的逆转是否会影响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的水平,其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选取163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衡量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背后的逻辑机制,并进一步评估“逆全球化”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全球化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一国（或地区）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非线性特征。为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通货膨胀趋势和通货膨胀周期。对于通货膨胀趋势,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标志的贸易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周期,贸易全球化会提升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周期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并通过贸易网络形成各国通货膨胀周期的联动。自2020年初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全球化的逆转造成了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更高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本...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碳排放总量控制、配置效率与产出收益

高效统筹经济增长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理论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企业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总产出,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本文在资源错配与产出损失测算框架下,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量化企业在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市场和规制政策扭曲下面临的碳排放影子价格、碳排放错配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影响。使用2008—2012年中国税务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程度存在差异,总体变化呈倒U型趋势。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完全消除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总产出可以提高50%左右,且不同行业的产出收益及其变化幅度存在差异。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现阶段碳减排应重点关注中小企业、高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以及重点能耗行业内的企业。基于优化碳排放配置效率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慌不择路还是风险规避：康美事件冲击下的独立董事辞职信号研究

本文以2021年11月12日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案为切入点,考察了康美事件冲击下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信号传递。研究发现：康美诉讼判决结果所引发的A股独立董事“辞职潮”主要表现为一种“慌不择路”的行为,而非基于“风险规避”动机做出的决策;市场则是按照独立董事辞职所折射的负面信号而非针对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做出的负面反应,这也导致部分公司不得不重新聘请独立性更高或声誉更高的独立董事来“自证清白”;只有当企业存在内部董事主动辞职时,独立董事的辞职才更可能是公司经营危机前置的信号。进一步检验发现,独立董事的选择性辞职行为更多是基于与公司的利益绑定深度,而非公司实际风险大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辞职公告进行捆绑信息披露或披露的辞职原因为工作原因时,能缓解负面的市场反应;而声誉越高、越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辞职则会造成越负面的市场反应。本文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特色监管背景下独立董事辞职前因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为如何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的权责界定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股票市场国际联动与金融传染

为了更好地解释2020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问题,本文采用内生状态转移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统一分析框架,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特征,并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金融传染渠道提供了典型事实和经验证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股票市场是金融传染的接受者。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存在着随状态大幅改变的同时性市场联动关系。当经济从不确定性较低的状态转移到不确定性高的状态时,同时性的市场联动变得更加剧烈。本文结论与金融传染病理论的预测相符,而且表明金融传染主要渠道会随经济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

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辖区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8年债券发行市场的数据,考察受到地方政府“五年规划”鼓励的行业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研究显示,地方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发行利差,重点产业政策效应高于一般产业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效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和“退出”具有产业政策间和政策内的双重非对称性：一般产业政策“推行”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一般产业政策“退出”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重点产业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重点产业政策“退出”没有显著恶化企业融资环境。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信用增进、信号传递、隐性担保和流动性风险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稀缺性和支持力度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双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推行”能够显著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而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退出”不会恶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为地方政府遴选和退出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对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有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如何合理分配

近年来,专项债券在稳投资、稳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用足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专项债务限额的合理分配成了重中之重。财政部为各地债务限额的分配制定了标准,但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分配到的债务限额与其经济基本面存在偏离。本文根据财政部制定的限额分配公式,测算了其中的客观经济因素对实际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解释力度。结果发现,在省份层面,财政实力、投资需求和债务风险约能解释73%的新增限额,而在地级市层面仅为63%。本文进一步使用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探究地方专项债务限额的分配逻辑并发现,除分配公式中提及的客观经济因素外,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果、争取债务限额的动机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新增限额的分配。最后,本文评估了地级市层面限额分配的合理性,并考察了不同的分配结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研究发现,过量的债务额度拉动了投资和经济增长,但也导致当地偿债能力的恶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专项债务限额分配和使用情况将地级市划分为四类,对各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国内国际双循环生产网络的冲击传播：特征与模拟

本文在对接国内与国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循环生产网络框架,提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循环指标,识别部门冲击在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传播与衰减特征,并测度了中美经贸摩擦冲击的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双循环生产网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呈现内循环占主导且动态提升态势;双循环生产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且暴露出不同的风险点。区域风险表现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间品和最终品供需的多重风险。产业风险表现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中间品对外需求依存度和最终品对外需求依存度都相对较高;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较高;石油加工等能源型产业则表现为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偏高。内外循环生产网络的不对称性有所提升,少数部门逐步成为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关键部门,部门冲击对于总体波动愈发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全局抽取法模拟了中美全产业断链、特定产业断链、供给侧和需求侧断链三种情景所造成的GDP损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构建区域—产业维度的生产网络风险精准防控体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网络的对...     

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但是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曲折性与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走出转型难的困境,大股东同时持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的纵向合作与共同股权双重关联能否助力供应链企业通过协作与共享破除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切入点,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产生机理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且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被共同股东持股的供应链同群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垂直摩擦、获得更多供应链资源、破除信息传递壁垒,进而构建更为紧密的同群协作关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创造条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竞争压力较大时,同群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有助于降低焦点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增强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     

税收激励会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内容。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解出研发创新效应、清洁生产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三条路径。接下来,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从机制分析看,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和清洁生产,从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表明税收激励的减排效应并不以限制企业规模化发展为代价。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排效果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来说更为突出。此外,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促进了在位企业的污染减排,还导致高污染排放企业退出市场,促进低污染排放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整体污染排放规模。本文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

“去库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企业库存调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库存,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匹配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合约成本和企业销售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库存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处于价值链上游、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库存调整削减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库存削减调整是互联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为企业库存管理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认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企业生产韧性,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