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高阶矩风险测度研究——基于 ＣＣＡ 拓展模型的分析

本文借鉴Jarrow 和Rudd （1982） 的方法, 利用对数正态密度函数的广义 Edgeworth 级数展式, 将高阶矩风险引入到CAA 模型中, 并收集我国14 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和股票市场数据, 计算出隐含资产价值波动率、 违约距离系列等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 系统性风险具有时变性, 监管部门要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监管机制, 定期对银行风险进行评估; 引入高阶矩的 CAA 模型具有高度的灵敏性, 能够准确地度量系统性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监管当局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 注重金融机构之间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制定监测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 进一步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抵御能力。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中国金融监管的政策选择——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视角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深刻认识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迫切需要在现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Ⅲ对全球银行业控制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提出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文章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内容的梳理，对金融监管机构如何在遵循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充分发挥银行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中国上下行风险的非对称溢出冲击研究——基于高频数据合成网络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并提出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等要求。然而，传统文献应用的低频金融数据存在一定的信息损失，利用低频数据刻画的风险传染关系，往往弱化了系统性风险的快速演变特征，可能导致风险溢出效应的低估。本文将日内高频金融数据应用于刻画中国金融风险溢出网络，利用前沿的网络合成技术，并结合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各时期风险跨行业（机构）的传染路径与传染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上下行风险溢出关系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下行风险外溢为熊市期间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上行风险则对牛市期间的风险溢出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传染关系还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研究还发现，第一组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各时期内均属于稳定的风险净输出银行，能够对其他银行形成显著的风险冲击。本文认为，仅从传统下行风险的研究视角着手，可能导致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甄别出现偏差。本文为中国牢筑金融风险“防火墙”、完善新时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经济实体的挤出效应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迫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信贷资源的挤占,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粉饰真实杠杆率来增强外部融资能力。基于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上市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可能导致企业存在虚假降杠杆的情况。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债务占比更大、财政分权与财政压力程度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于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债务结构更依赖银行贷款、预算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更大的样本。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杠杆操纵提升了企业信贷融资能力,但也加剧了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杠杆操纵的视角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积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企业虚假降杠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中国高碳密集型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气候环境的持续恶化,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所面临的气候风险不断加剧。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高碳密集型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气候风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关系,并引入企业绿色转型对二者关系进行调节与门槛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气候风险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种影响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2)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能够有效缓解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3)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企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具体呈现出对融资约束的加剧效应升高、加剧效应降低、缓解融资约束3个阶段。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将气候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加速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新增隐性债务——基于城投债发行规模与定价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给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以城投债为切入点,考察了2015-2018年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不同募集用途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发行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以用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与省份的财政收入之比度量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带来的额外担保能力,发现用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券补充了偿债资金,与用于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城投债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从而通过“替代效应”缩减了这类城投债的融资需求和发行规模,表明打开“前门”能削弱“后门”融资。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替代效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通过“隐性担保效应”降低了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主要体现在担保能力弱的地区,从而削弱了“替代效应”,甚至促进了该地区用于投资的城投债的发行,表明打开“前门”会促进“后门”融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区域差异性,对于如何因地制宜地通过债务置换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生产性政府债务与城市创新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创新力是支撑国家创新能力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关键，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视角，以“四万亿”计划的推行为契机，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生产性目的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支持效应、政府创新补贴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行政级别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但是以“借新还旧”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则难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倘若地方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目的，则可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用途债务资金的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条件，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制定方案。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政府债务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评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成败得失，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显著降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风险，对美元汇率风险的暴露程度则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而提升。本文的结果在控制宏观经济变量、考虑工具变量以及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表明，在美元依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位置时，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通过非大宗商品计价和对冲工具供给帮助企业缓解其面临的汇率风险，但依然要对美元汇率波动给予高度重视。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在异质性强的产品、低市场话语权的企业、高国际竞争强度的行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人民币国际化成本和收益的讨论，拓展了宏观因素如何影响企业汇率风险的相关文献，还在实践上为新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的门限关系研究

文章创新性地运用了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因为债务利息的不同呈现出双重门限效应。主要表现为当企业债务利息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债务期限结构呈反向相关关系;当企业债务利息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呈正向相关关系;第二,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自由现金流关系的敏感性。最后,从提高自由现金流的利用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降低融资杠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利用2006—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利用“资管新规”政策构建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和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分别通过会计账户关联机制和金融风险传染机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央银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削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缓解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则有利于缓解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效应。本文为中央银行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带来的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度环境 盈余质量与融资约束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盈余质量和制度环境因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盈余质量的提高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盈余质量对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所产生的缓解效应更加显著;但是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盈余质量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同时得出结论:盈余质量对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的缓释作用离不开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政府应该加快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表外业务扩张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脆弱性

本文尝试结合公允价值渠道探讨商业银行表外资产业务扩张影响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内在机制与监管内涵。现有文献表明,表外资产业务不仅会通过激励银行过度风险承担、提升银行系统的同质性、强化机构间的关联机制放大系统性风险,还会通过公允价值波动渠道将资产价格的波动传递到资产负债表。应用我国上市银行的样本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和监管改革是驱动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变化趋势的关键因素,二者共同驱动表外业务占比的周期性变化。此外,表外业务的扩张与上市银行风险准备金水平和公允价值波动性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超额回报改善相关性则不显著,意味着表外业务的扩张并未实质上带来超额回报。本文的研究表明,应高度重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公允价值波动渠道,实现监管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协调与统筹以提升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 “稳增长” 与结构化去杠杆双目标——基于拉姆塞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加入了债务因素的拉姆塞模型， 考察了目前我国面临的 “稳增长” 与结构化去杠杆之间的政策困境。 本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在预算软约束和隐性担保的情况下， 国字号企业的债务扩张倾向和政府对于债务问题的被动应对会使得经济陷入难以兼顾 “稳增长” 和 “去杠杆” 的两难困境中。 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 短期内可以采用减税政策和去杠杆操作进行配合， 长期内则需要政府着力统筹确立借债和偿债两个阶段的制度安排， 做到国字号企业借债和偿债并重。     

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及创新思考

企业法律风险是关乎企业稳定的核心,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规范,法治建设进程不断深入,法治水平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受到的法律法规约束和监管也将越来越规范,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加纷繁复杂。全面的法律风险防控是国有企业在新形势下应对复杂运营环境,保障企业经营安全的客观需要。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

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辖区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8年债券发行市场的数据，考察受到地方政府“五年规划”鼓励的行业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研究显示，地方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发行利差，重点产业政策效应高于一般产业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效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和“退出”具有产业政策间和政策内的双重非对称性：一般产业政策“推行”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一般产业政策“退出”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重点产业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重点产业政策“退出”没有显著恶化企业融资环境。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信用增进、信号传递、隐性担保和流动性风险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稀缺性和支持力度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双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推行”能够显著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而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退出”不会恶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为地方政府遴选和退出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对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有启示意义。     

服装企业营销风险浅析

服装行业竞争激烈,营销的成功与否已成为服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营销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会对服装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为了识别服装企业的营销风险,本文根据营销环境中不可控制因素和可控制因素的划分,将服装企业营销风险划分为宏观营销风险和微观营销风险,并对这两种风险进行了细分和阐述。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双重差分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与债务违约相关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双刃效应。本文运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将“陆港通”政策的出台作为外生冲击,进行多期DID分析检验,得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两个途径实现。本文从资本市场开放的实体效应视角,为企业违约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动力，而对于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得到全面的结论。为此，本文以我国2007～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强财务柔性来促进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风险投资委托代理风险防范对策

本文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并从减小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使委托代理双方利益趋向一致的角度出发,设计一系列风险防范对策.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风险防范措施:形成市场声誉约束机制、合理设计风险投资家的报酬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之间的风险防范措施:严格的项目筛选、对风险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分段投资、采取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对风险企业管理层实行股票期权、加强对风险企业的控制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