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吗

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显著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充分的信息，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分析师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缓解了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区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卖方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研究——来自概念炒作的证据

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部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有助于帮助企业展现数字化转型进程并赢得市场关注。本文探讨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价值效应，不利于提升企业长期和短期业绩；企业掩盖转型疲软、获取资源、追逐热点和操纵市值的动机以及大股东获取私利动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负向价值效应。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增加了企业破产风险、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剧了股票回报波动性、削弱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从而产生负向价值效应。进一步，从投资者反应视角展开的分析显示，散户投资者无法识别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判断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信息披露中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投入和成果部分，即企业实际做了什么，并辅以新闻媒体报道，最大化避免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带来的投资风险。本文可以为监管部门针对性治理“炒概念”乱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数据和相关启示。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2～2021年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影响机制以及经济后果分析。主回归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且在替换变量及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高管理者能力、低融资能力以及高分析师关注度组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发挥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治理效应进而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即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困境以及降低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共同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修正管理者认知偏差,从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而且,管理者能力越弱、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上述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同时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战略联盟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研究战略联盟合作的经济效果,发现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战略联盟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高行业竞争度企业及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区域的企业,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效应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股权式合作模式、双边契约形式,区域商业合作文化显著增加了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资本性支出水平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鉴于此,企业应积极寻求建立有效的战略联盟,监管机构应激励和支持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机构投资者持股、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的加入对于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机构投资者的加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正相关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可以弱化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正相关性；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则没有起到弱化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终极控制人性质、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提升效果优于小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于后者,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机构投资者整体的"有效监督假说",并且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因机构投资者特征以及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研发投入是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构筑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手段。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沪深主板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式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研发投入的强度可以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投入力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公司治理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独董比例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风险投资能够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吗？——来自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票市场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以下简称“VC”)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现象，VC在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以2009—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年报文本分析视角研究VC对管理者短视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VC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这一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债务期限结构短的公司更大。通过机制检验发现，VC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竞争力进而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通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VC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表现为“长期价值增值”效应。基于研究结论，公司应完善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考核机制，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完善促进VC发展的政策机制。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商业银行创新发展趋势，但其对银行风险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从理论机制上阐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11-2019年中国79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整体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二，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抬高管理成本进而加剧风险承担，而业务多元化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第三，关于影响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与大中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为显著。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契机，运用新兴技术提升风控水平，警惕数字化经营引起的内在风险和其投入成本过高带来的低效益风险。     

以“数”谋“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信息效应”和“融资效应”,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从异质性视角来看,“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低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该坚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增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以谋求持续稳定的收益。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当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能力会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能力处于高水平时，管理者能力反而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质量。为解决这一悖论，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且能显著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信息互动、审计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

线上互动作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重要形式,不仅加剧了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方式的嬗变,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以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投资者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外部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信息互动会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而高质量审计能够有效抑制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性质对投资者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行业竞争和现金持有则会加剧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研究显示,投资者信息互动会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企业价值。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实践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