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探索通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蕴藏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政策意蕴。本文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作用效果如何,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如何强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部署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绿色创新中介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3）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金融发展的稳步推进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4）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而绿色创新是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2011—2020年中部六省的实证

研究目的：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2011—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效率波动性提升且高值分布由点状演变为片状;（2）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各维度指标对耕地利用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省份异质性、阶段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4）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耕地利用效率。研究结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一步激发信贷、投资和保险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正向作用,精准匹配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改进耕地利用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泰安市为例

本文以山东省泰安市各县（市、区）201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向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基要性变革中数字金融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

目的 探究具有“低门槛”和“时空穿透力”的数字金融是否可以克服传统金融服务的“痛点”与“堵点”,对农村“基要性变革”提供重要支持,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方法 文章运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对数字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进行理论阐释及机理分析;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1）总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普惠”属性中的覆盖广度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但农村数字信息技术运用不充分阻碍了信息技术属性作用的发挥。（2）作用的基本机制在于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排斥”,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3）过程中存在着异质性,对东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作用效果更强,支付和信贷业务的作用相对于其他业务效果更明显。结论 应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双创”积极性等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快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成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均存在着"U"型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当其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加强跨区域合作,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底色。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的数字经济是否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影响效果和路径值得进一步探讨。文章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均能够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使用工具变量与双重差分DID后，结论依旧成立。（2）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单一门槛值，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3）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存在中介效应，且高强度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更优。（4）区分城市规模来看，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仅促进了大型、中型、小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推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全方位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构建绿色创新研发体系，根据城市特点合理规划我国城市绿色转型升级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渠道分析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被放在重要位置,为促进“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供了持续动力。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及农民收入的发展现状,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直接渠道、中介渠道,以期促进黄河流域农民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对北方七省（自治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北方7个省（自治区）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具体是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在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的不同收入水平后,发现居民收入水平不同则其消费水平不同,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性,其对于收入水平在尾部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程度高于收入水平在中部、头部的农村居民。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业态，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计完整的检验策略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分区域、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中均成立，但缓解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充分。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比城镇居民更高的增收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深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

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深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放入一个统一框架中,通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三者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可有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因此,为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应大力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满足数字农业发展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

目的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新的方向。方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3个维度出发构建粮食体系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当地及邻近地区的粮食体系韧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主销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作用最大,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次之。结论 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数字技术,因地制宜发挥各产区优势,并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内生性检验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它使农民更多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并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且这一影响机制不存在内生性，并提出相关合理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创业活跃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为深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在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提升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受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4)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能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最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综上,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大众创业,完善创业活动所需的营商环境,发挥创业活跃度的积极作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因地施策,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在辽宁省农村地区深入发展，对提升辽宁省农村地区经济具有重要推动性作用。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辽宁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作出总结，有效推动农民收入增加，进而助推辽宁省乡村振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