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方向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探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因素中,专精特新企业更高的经营效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及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外部因素中,更高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更多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应提高人力资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因地施策从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北大核心

企业杠杆操纵会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如何治理杠杆操纵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路径、异质性特征以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在替换变量、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内部治理环境以及缓解融资困境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通过表外负债操纵杠杆、资金技术密集型、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具有穿透性,其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提高未来市场价值。相关结论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的重要方式,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合考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利用文本挖掘和人工阅读相结合的方法,从二维角度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提高审计质量;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商业模式创新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出现在盈利、机构持股较高及非国有企业里,并且在2015年国家实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方案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审计后果,为注册会计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错报风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时点PSM-DID的验证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结论可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力度提供经验支撑。对此，本文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体，缩小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异。     

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研发投入是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构筑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手段。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沪深主板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式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研发投入的强度可以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投入力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公司治理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独董比例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