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乡村宽带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迁移

为考察乡村宽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本文建立劳动力迁移模型并借助“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2013年和201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宽带建设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该作用在迁移成本较低、期望迁移工资较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在迁移模式上，省内跨市迁移明显增加，人们更多地向省会迁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宽带建设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搜寻模式，缩短了他们的工作搜寻时间；在上网设施上，农村劳动力更多地使用手机来获取信息。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宽带建设通过放松地理距离对信息流动和获取的局限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迁移。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合山：主动“出击”，“春风送岗位”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合山市返乡农民工总数达6078人。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市各级政府积极应对，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实施市内增岗与劳务输出并举的措施。市委书记曾广斌、市长韦佑江带头落实任务，化解危机，积极组织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信息、送温暖”就业援助活动，多渠道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因素研究进展分析

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边缘化问题是中国农民工家庭迁徙的重要阻碍。在政府多次强调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背景下,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上,使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揭示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评述目前国内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研究特点,提出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理论方法提升空间。旨在丰富女性农民工就业管理领域的研究理论体系,拓展劳动力就业及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学科发展,适应新经济形势下对女性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政策设计的现实需要。     

技术进步影响农民工就业和收入了吗——来自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下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异质性农民工中的低技能农民工就业“降级”,中等技能农民工就业“极化”,而高技能农民工就业“升级”。(2)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异质性农民工就业岗位升级和技能溢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等技能与高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向上流动、技能溢价，尤其是对高技能农民工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按岗位分组后发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导致高端岗位内部对农民工技能溢价的提升大于中端岗位的影响，并且高技能农民工在高端岗位内的技能溢价最明显。     

“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会议

本刊讯 2月17日上午10时，全国总工会“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全总机关大楼召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张小建副部长在会上介绍了国家当前就业形势，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及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就如何支持工会搞好农民工就业援助提出具体意见：一是紧密结合扩大内需，更多地拉动就业；二是帮扶企业克服困难，努力稳定就业；三是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鼓励自主创业；     

农民工劳务派遣模式及对策研究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由“自发无序”向“依法有序”转移，保障城乡统筹，提高就业稳定性，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劳务派遣的重要功能。本文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探讨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民工劳务派遣模式，以解决农民工就业、维权和社会保障问题，并为进一步推行农民工劳务派遣模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生态补偿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吗——基于2008—2019年新安江流域试点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2008—2019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地区面板数据，研究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具有短期可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生态补偿政策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农民收入，不同于现有结论，生态补偿政策未能显著促进试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生态补偿在促进受偿地区农民收入稳定可持续增长、优化地区产业结构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引导农民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同时鼓励受偿地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     

广东省“双转移”中的农民工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是推动广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全省农民工呈现出来源区域构成多元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稳定性有待加强等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真正解决农民工“留得住”的问题，这也是造成周期性“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促进农民工就业从量变到质变，确保农民工就业的良性有序运行，文章提出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开发长效机制，推动建设高水平就业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服务机制，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创新农民工就业工作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社保制度等建议。     

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就近就业现状、调查及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行业日渐萎缩，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民工转移就业、就近就业成为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文章以河北省滦平县部分乡镇为例，分析了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就近就业的现状及问题，从提振地方经济、强化政策扶持、提高劳动者素质3个层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点之一。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努力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本文系统考察了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首先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纵向和截面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全面界定,并通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完成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就业城市频率的降低、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劳动合同的签订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而更换就业单位的频率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产生了显著影响。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黑龙江省农民工返乡呈趋稳态势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黑龙江省从2009年初开始实行“返乡农民工半月监测报告”制度，及时掌握返乡农民工数量、就业意愿和培训意愿，指导全省农民工稳定就业和创业，出台《黑龙江省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农民稳定转移就业和创业工作的意见》，黑龙江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率先实行农民工创业专项贷款制度，加大对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创业的扶持力度。同时还采取劳务对接、     

营造政策制度环境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在最近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回良玉在讲话中强调，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关键是要营造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打造有效的就业创业平台，全面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体制机制，推进户籍管理、就业帮扶、社保扩面、教育资源共享等措施的落实，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农民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双重效应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从总体上看，一方面，这种转移给农民工的父母的养老保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诸如繁重的农业劳动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经济上拮据，生病得不到及时周到的照料，文化生活方面供给薄弱，等等。另一方面，受农民工的自身文化程度、农民工对就业地区的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他们的经济能力的增强与对参加养老保险的愿望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未来(近10年左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本文通过对这双重效应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吗

本文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带来的外生冲击，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渐进DID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后，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比例平均提高了3个百分点。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优化乡村就业环境、依托创业带动就业和推动企业带动就业3个途径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本文结论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社会保障

就业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持力量,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城乡统筹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各环节的歧视,对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产重的不利影响,加剧了就业保障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影响,构建合理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建立平等就业促进机制、社会保障政策协调机制和经济发展人文引导机制,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就业发展良性互动.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