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内国际双循环生产网络的冲击传播：特征与模拟

本文在对接国内与国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循环生产网络框架,提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循环指标,识别部门冲击在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传播与衰减特征,并测度了中美经贸摩擦冲击的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双循环生产网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呈现内循环占主导且动态提升态势;双循环生产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且暴露出不同的风险点。区域风险表现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间品和最终品供需的多重风险。产业风险表现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中间品对外需求依存度和最终品对外需求依存度都相对较高;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较高;石油加工等能源型产业则表现为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偏高。内外循环生产网络的不对称性有所提升,少数部门逐步成为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关键部门,部门冲击对于总体波动愈发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全局抽取法模拟了中美全产业断链、特定产业断链、供给侧和需求侧断链三种情景所造成的GDP损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构建区域—产业维度的生产网络风险精准防控体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网络的对...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