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政策对绿色债券绿色溢价影响的研究——基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

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绿色溢价是指绿色债券由于其“绿色”属性而票面利率低于普通债券的现象。本文基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深入探究双碳政策对绿色溢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溢价存在,且双碳政策增强了绿色溢价;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使企业成本提升,从而提高债券利率,减弱绿色溢价;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政策传导中产生遮掩效应,削弱了政策对绿色溢价的增强作用。     

员工绿色行为多路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个体感知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员工绿色行为表现形式存在扩展性,学术界对其影响因素未形成统一认知。本文从员工个体感知视角,通过访谈和问卷收集资料,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员工绿色行为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个体感知视角的绿色行为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和安全健康两个方面,提炼出七个影响因素并将其划分为三类;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形成了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多种组态形式,表现为“殊途同归”的特点;作为组织因素的组织促进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个体因素的个体规范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内驱力;组织促进和个体规范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参照群体和习惯便利偏好的组合与绿色风气和结果预期组合可以相互替代,绿色感知和参照群体的组合与结果预期可以相互替代,绿色风气与绿色感知的组合和习惯便利偏好可以相互替代。本文从组态视角解释了员工绿色行为的差异化路径,弥补了传统统计分析对员工绿色行为解释单一性问题,为有效促进员工工作过程中的绿色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出口集聚的需求侧效应、信息摩擦与产品质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研究了在信息摩擦条件下出口集聚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从供给侧分析集聚效应,本文从需求侧揭示了出口集聚的重要意义。理论分析表明,出口集聚可以通过“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的双重机制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果。机制研究发现,需求学习效应对年轻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质量提升作用更大;当需求信号精度下降时,需求学习效应被削弱;需求信息具有市场专属性特点,同一目的地出口集聚的需求学习效应大于其他目的地出口集聚。质量声誉效应是把“双刃剑”,好的质量声誉能提升企业产品质量,而坏的质量声誉则会降低企业产品质量;新产品和异质性产品对质量声誉的敏感度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即使考虑了马歇尔外部性的作用,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依然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与实际税负

企业集团作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组织形式,其实际税负的决定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内部资本配置的关键机制——决策权配置视角切入,考察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事实上,囿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问题的“黑箱”还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独立纳税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双重披露制”提供的研究契机,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伴随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集权程度的提高,其实际税负显著降低。机制检验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企业集团税收负担的作用路径包括提高决策权与税收专业知识的匹配程度、缓解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促进组织间协调等。进一步研究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实际税负的作用在子公司业务承担比重较高以及子公司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实际税负下降对企业集团价值的提升作用在集权管理模式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企业集团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的新经验证据,而且也丰富了决策权配置经济后果领域的学术文献,对理解决策权配置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碳排放总量控制、配置效率与产出收益

高效统筹经济增长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理论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企业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总产出,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本文在资源错配与产出损失测算框架下,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量化企业在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市场和规制政策扭曲下面临的碳排放影子价格、碳排放错配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影响。使用2008—2012年中国税务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程度存在差异,总体变化呈倒U型趋势。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完全消除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总产出可以提高50%左右,且不同行业的产出收益及其变化幅度存在差异。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现阶段碳减排应重点关注中小企业、高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以及重点能耗行业内的企业。基于优化碳排放配置效率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系族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真实性和信息披露及时性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系族企业与非系族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发现其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上,系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明显低于非系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另外,对于系族企业来说,两权分离度越大,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越低。这说明系族企业的两权分离度越高,利益侵占情况越严重,终极产权所有者越倾向于对其他投资者隐瞒信息。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碳中和背景下煤炭行业ESG信息披露研究全文替换

运用文本分析、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提出煤炭行业ESG信息披露存在披露企业少、披露内容少、披露缺乏持续性、披露标准不规范等问题,并分析ESG信息报告编制标准不一、信息披露不具有强制性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煤炭行业ESG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应制定ESG信息披露的统一标准,我国应该推动ESG信息强制披露机制。     

ESG理念下的企业碳信息披露研究现状与趋势

科学准确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是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企业碳信息披露领域存在披露方法不统一、披露范围不明确、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分析了ESG（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理念下的企业碳信息披露研究状况与趋势。结果表明,相关文献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研究热点聚焦于碳中和、绿色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并与财务绩效、碳绩效紧密相关。企业碳信息披露研究呈现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历程。但国内碳信息披露研究尚处于初期,缺少统一和代表性披露框架。企业碳信息披露理论方法深化、披露范围拓展、披露质量提升、披露政策机制完善等方面在未来将受到更多关注。     

国内国际双循环生产网络的冲击传播：特征与模拟

本文在对接国内与国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循环生产网络框架,提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循环指标,识别部门冲击在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传播与衰减特征,并测度了中美经贸摩擦冲击的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双循环生产网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呈现内循环占主导且动态提升态势;双循环生产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且暴露出不同的风险点。区域风险表现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间品和最终品供需的多重风险。产业风险表现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中间品对外需求依存度和最终品对外需求依存度都相对较高;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较高;石油加工等能源型产业则表现为中间品对外供给依存度偏高。内外循环生产网络的不对称性有所提升,少数部门逐步成为双循环生产网络中的关键部门,部门冲击对于总体波动愈发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全局抽取法模拟了中美全产业断链、特定产业断链、供给侧和需求侧断链三种情景所造成的GDP损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构建区域—产业维度的生产网络风险精准防控体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网络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