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逆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高企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及其趋势的逆转是否会影响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的水平,其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选取163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衡量全球化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背后的逻辑机制,并进一步评估“逆全球化”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全球化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一国（或地区）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非线性特征。为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通货膨胀趋势和通货膨胀周期。对于通货膨胀趋势,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标志的贸易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周期,贸易全球化会提升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周期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并通过贸易网络形成各国通货膨胀周期的联动。自2020年初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全球化的逆转造成了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更高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本...     

股票市场国际联动与金融传染

为了更好地解释2020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问题,本文采用内生状态转移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统一分析框架,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的金融传染特征,并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金融传染渠道提供了典型事实和经验证据。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股票市场是金融传染的接受者。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股票市场间存在着随状态大幅改变的同时性市场联动关系。当经济从不确定性较低的状态转移到不确定性高的状态时,同时性的市场联动变得更加剧烈。本文结论与金融传染病理论的预测相符,而且表明金融传染主要渠道会随经济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

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辖区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8年债券发行市场的数据,考察受到地方政府“五年规划”鼓励的行业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研究显示,地方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发行利差,重点产业政策效应高于一般产业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效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和“退出”具有产业政策间和政策内的双重非对称性：一般产业政策“推行”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一般产业政策“退出”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重点产业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重点产业政策“退出”没有显著恶化企业融资环境。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信用增进、信号传递、隐性担保和流动性风险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稀缺性和支持力度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双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推行”能够显著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而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退出”不会恶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为地方政府遴选和退出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对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与实际税负

企业集团作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组织形式,其实际税负的决定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内部资本配置的关键机制——决策权配置视角切入,考察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事实上,囿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问题的“黑箱”还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独立纳税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双重披露制”提供的研究契机,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决策权配置的集权程度对企业集团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伴随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集权程度的提高,其实际税负显著降低。机制检验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企业集团税收负担的作用路径包括提高决策权与税收专业知识的匹配程度、缓解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促进组织间协调等。进一步研究表明,集权管理模式降低实际税负的作用在子公司业务承担比重较高以及子公司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实际税负下降对企业集团价值的提升作用在集权管理模式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企业集团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的新经验证据,而且也丰富了决策权配置经济后果领域的学术文献,对理解决策权配置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如何合理分配

近年来,专项债券在稳投资、稳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用足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专项债务限额的合理分配成了重中之重。财政部为各地债务限额的分配制定了标准,但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分配到的债务限额与其经济基本面存在偏离。本文根据财政部制定的限额分配公式,测算了其中的客观经济因素对实际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解释力度。结果发现,在省份层面,财政实力、投资需求和债务风险约能解释73%的新增限额,而在地级市层面仅为63%。本文进一步使用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探究地方专项债务限额的分配逻辑并发现,除分配公式中提及的客观经济因素外,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果、争取债务限额的动机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新增限额的分配。最后,本文评估了地级市层面限额分配的合理性,并考察了不同的分配结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研究发现,过量的债务额度拉动了投资和经济增长,但也导致当地偿债能力的恶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专项债务限额分配和使用情况将地级市划分为四类,对各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碳排放总量控制、配置效率与产出收益

高效统筹经济增长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理论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企业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总产出,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本文在资源错配与产出损失测算框架下,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量化企业在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市场和规制政策扭曲下面临的碳排放影子价格、碳排放错配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影响。使用2008—2012年中国税务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程度存在差异,总体变化呈倒U型趋势。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完全消除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总产出可以提高50%左右,且不同行业的产出收益及其变化幅度存在差异。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现阶段碳减排应重点关注中小企业、高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以及重点能耗行业内的企业。基于优化碳排放配置效率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东道国数据保护是否会抑制中国电商跨境并购

数字经济时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依托数据展开,政府部门的数据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特别是跨区域经营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例,基于SDC数据库2009—2021年中国跨境并购数据,考察个人数据保护对中国电商跨境并购的影响以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GDPR显著抑制了中国电商跨境并购,这一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GDPR对中国电商跨境并购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预期效应,GDPR的负面影响始于实施前的3期,从颁布到正式生效,负面影响有所增加。随着对政策的预期趋于稳定,负面影响有所减少,而且GDPR短期的负面效应大于长期的负面效应。基于成本和收益视角的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对数据限制程度和敏感程度越高,东道国电商市场和在线广告业务越发达,GDPR实施对跨境并购的负面冲击越大。这意味着GDPR不仅提高了中国电商企业跨境并购的成本,而且降低了中国电商企业跨境并购能够获得的潜在收益,两方面共同作用下,GDPR显著抑制了中国电商企业的跨境并购。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时代跨境并购的相关理论,为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参考。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