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

目前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集聚多是基于地理距离来刻画。本文试图将产品间的认知距离引入集聚的测度中,研究不同类型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异质性作用。本文发现,出口集聚效应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分别是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外源动力和企业条件。具体来说,引入认知距离后,可以更好地区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来源: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而不相关产品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竞争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在集聚的过程中“搭便车”,集聚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因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而异。在影响机制上,出口集聚效应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等供给侧渠道以及目的国市场信息共享和已有出口经验等需求侧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扩展的难度和风险。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打造技术关联紧密、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集聚经济微观机制及其超越:从劳动分工到知识分工

本文在区分集聚机制与集聚效应、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成本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的基础上,使用统一的分析框架解释了城市集聚经济的发生机制,特别是将知识创造、知识溢出和知识积累结合起来,分析了知识分工与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的发生机制。知识分工通过协作机制、结构匹配机制和循环累积机制促进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交流外部性条件下技术外部性的创新集聚效应和动态累积效应实现了知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低成本使用,二者共同促进了城市收益递增。     

跨国相关的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质量——基于需求侧增质成本的视角

本文拓展了一个包含跨国相关的需求波动与企业内生质量决策的贸易模型，分析了外部需求不确定性给企业出口增质造成的困境，并明确了相应的施策应对路径。首先，理论分析与简约式估计发现：对于风险厌恶企业，虽然提升出口质量既能稳定需求波动又能提高需求水平，但跨国相关的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将总出口利润的波动转化为企业决策的额外成本，抵消了稳需作用所产生的增质收益，导致外部需求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提升出口质量。其次，经测算，由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引发的增质成本中，来自跨国相关特征的成分占40.15%，忽略跨国相关特征将低估企业的总增质成本。为进一步考察总增质成本低估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借助结构式估计发现，移除外部需求不确定性的跨国相关特征后，总增质成本的下降将使一国的平均出口质量上升84.50%。最后，考虑外部需求环境的跨国相关特征，对增质政策的反事实模拟显示：从需求侧提高质量的稳需效应能在直接促进企业提升出口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与降成本相关的供给侧政策的增质效果，并通过稳定出口利润、优化贸易利得等方式实现外贸的保稳提质。     

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

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否促进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2007—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结合专利申请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人口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其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于城市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跨区域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域内企业创新，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够弥补本地市场发展条件的不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不同城市间的分工深化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创新。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动聚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产品出口“质量门槛”假说及其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引入产品质量变量到贸易模型中,可以推导出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出口产品质量决定于出口目的市场的质量偏好以及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首次提出"质量门槛"假说。通过构建产品质量指标,对中国出口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质量门槛"的存在以及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出口目的国家人均GDP每升高1%,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14%,而出口目的国家的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不明显;高收入国家由于具有较高的质量偏好,因而产生较高的"质量门槛",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比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高26,5%。对产品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质量门槛"效应存在行业间差异,其中对高技术行业作用最明显,对初级行业、自然资源行业的作用最低。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国内需求条件不利于产品质量提升的背景下,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对高收入国家的贸易,是提升中国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路径;而从基于经济效应的贸易政策角度讲,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并不一定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优选择。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集聚优势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本文从地区专业化和行业集中度两个方面,对集聚优势影响企业"走出去"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表明,基于行业集聚的分工协作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而源自行业集聚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自我加强效应则有助于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这是行业集聚优势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本质。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据,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地区专业化还是行业集中度,两者所体现的集聚效应均对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对本文理论机制分析给予了较好的经验验证,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集聚优势能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依托优势。上述研究对于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

“去库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企业库存调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库存，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匹配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合约成本和企业销售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库存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处于价值链上游、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库存调整削减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库存削减调整是互联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为企业库存管理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认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企业生产韧性，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9—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库和中关村企业调查数据库，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就业，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进而提升企业就业水平。拓展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提升了高学历员工、年轻员工、新员工占比；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不同细分技术领域和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专家系统及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企业规模较大、出口规模较大，以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中更小。本文基于专利数据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将研究样本拓展至包含服务业企业，从企业市场规模扩大的角度拓展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为企业实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政府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集聚经济、创新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由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向创新要素数量与网络化程度转变。从来源看,区域创新源于区内自主创新与区外创新溢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受创新要素禀赋条件的影响,集聚经济因素通过空间外部性作用直接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与水平。同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依赖产生区间创新溢出;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创新的国际溢出,都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集聚经济与创新溢出皆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构建开放式创新环境,提高吸收能力以充分利用创新溢出效应,并促进企业价值网与区域创新网“两网合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制造业集聚、异质性投资与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效率

积极推进多元投融资机制，合理布局制造业集聚区对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尤为重要。在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2006～2021年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效率，通过空间Tobit杜宾模型研究制造业本文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讨异质性投资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邻地的制造业集聚对本地的能源环境效率具有正U型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的关系中，内资存在倒U型影响，港澳台投资发挥着正U型作用，外资存在正向的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中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下游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报告质量与企业声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发布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与利益相关者沟通CSR表现的情况。在CSR与企业声誉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的背景下,CSR报告质量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梳理现有文献,将CSR表现划分成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以及环境责任,通过实证检验,分别探讨各自与企业声誉之间的作用机理,并研究CSR报告质量在二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CSR表现正向作用于企业声誉,相较于责任管理,责任实践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CSR报告质量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声誉,并且对环境责任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     

人工智能、中间产品内向化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

本文基于2007～2021年的ADB-MRIO数据库系统考察了人工智能、中间产品内向化对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在引致中间产品内向化的基础上，还能与其共同发挥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构建效应。这一促进效应是通过提高出口中间品质量、延长生产步长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机制实现的；(2)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的价值链构建效应越强。同时对于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人工智能和中间产品内向化的构建效应亦是显著；(3)拓展分析发现国内服务要素投入能够赋能人工智能发挥“稳链”效应，技术势差能够助推中间产品内向化发挥“建链”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推进智能制造、探索中间产品国产化路径是培育“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支柱。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产业集聚原理以及创意产业本身的特殊性，从现实角度出发，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集聚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从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角度以及外部性如何产生集聚规模收益的角度解释文化创意产业集聚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进而解析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依托呈现集聚发展的必然性。     

产业集聚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内外大量学者研究了产业集聚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但其作用机理存在一定的疑议。 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1） 产业集聚有助于新创企业成长， 但其异质性发挥不同功效， 并受市场化调节； （2） 产业集聚区内新创企业的成长受管理者先前经验影响显著、 受产业集聚异质性影响不显著； （3） 管理者的先前经验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 研究结论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产业集聚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 还为地方政府通过产业集聚实现新创企业的成长、 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政策建议。     

集体声誉危机与企业认证行为——基于“柠檬市场”治理机制的视角

中国制造业部门时有发生的行业集体声誉危机不仅抑制了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造成了企业行为扭曲。本文从“柠檬市场”不同治理机制间的交互作用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行业集体声誉危机对被牵连企业认证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中国乳制品行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集体声誉危机通过破坏市场声誉机制提高了企业的认证激励,原本没有必要申请认证的高质企业比低质企业更愿意在危机后加大认证申请。此外,集体声誉危机还引发了企业非理性的过度认证,在穷尽强相关认证后,企业的认证激励并未减弱反而转向申请其他弱相关认证。额外增加的认证成本抵消了认证对销售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导致“过度认证陷阱”,不利于企业质量提升和危机行业的转型升级。上述结论从企业认证行为扭曲这一视角拓展了有关集体声誉危机负面效应的认识,对政府避免危机发生以及完善认证行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