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乡村振兴的内外联动而内不动——基于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的实践考察

依托外部资源推动内生发展是乡村振兴新内源式发展路径的重要机制，实践中容易出现外部行动而“内”不动的困局。本文以新内源式发展理论为支撑理论建立外部资源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借助运动生物力学理论进一步理解内部资源、外部资源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内外合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联动模型，对于理解外力推动、内生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分析视角，同时借助个案研究方法探索了外力推动下乡村振兴的初始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发现，(1)重塑文化认同是破解内部弱参与的有效手段，但单向的文化撬动难以激活文化资源，以文化为载体的民俗活动能够强化村民联系，唤醒主体意识，这个过程需要依托外部资源的推动；(2)外部资源推动内生发展的着力点是形成内外合力，落脚点是重建村落共同体，促成村民的一致行动，从而保证乡村振兴的生命力和持续性；(3)乡村振兴新内源式发展路径的实现依赖于赋能、参与、认同的渐进式治理，其中，赋能是根本目的，其实现过程就是村民参与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     

主体性视角下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政府主体性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的持续凸显反衬贫困农户主体性的不足。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物质扶贫的强化和精神扶贫的式微形成一定反差,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掣肘了乡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深度推进。须准确把握主体性视角下激发维持贫困农户内生动力的深刻价值,使其增强反贫困能力、融合内外部要素、强化发展性原则。村民政策需求与减贫制度供给错位、乡村主体性的消解弱化内生动力的持续、主体综合素质薄弱与思维系统缺乏优化等,导致贫困农户无法生成充足的内生动力。应以优化政策减贫制度供需关系、强化综合素质优化思维系统与乡村主体再造激发内生动力等,找出激发和增强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的有效思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积极正向的精神促进力量。     

属性治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路径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要尊重治理规律并顺势而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和回应功能要适当突破属地管理的既有做法,根据事物内在规律和治理条件的变化进行党建引领下的属性治理,以更好地推动组织资源及发展要素科学聚集并形成治理合力。行政推动和内源发展共同驱动下的“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的实践探索致力于以基层党建功能化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它超越了行政区划并有效克服属地管理的局限性,是以党建力量重组治理要素,优化组织设置以及增强发展效能的一种集成型治理方式。从属性治理的视野来审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治理创新和实现路径,今后要更加注重优化治理单元、回应治理需求、再造发展条件、改革创新机制,以此持续推动基层党建组织模式迭代升级,为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持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乡村特色产业的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以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为例

探究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是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经历了从外源式发展到内源式发展的研究视角转变，本文在新内源式发展理论视角下，通过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聚焦外部社会力量和内部乡村产业组织何以有机协同进而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出了“多重维度赋能—组织-流程重构—关系协同创新”的“三阶嵌入式”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多重维度的赋能嵌入有利于破除产业基础薄弱的制约，组织-流程的重构嵌入有利于重振产业组织能力，关系协同的创新嵌入有利于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表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嵌入作用有助于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

发展并壮大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命题。已有研究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的形成原因概括为产权缺失说和声誉式微说。本文从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湖南省娄底市油溪桥村积分制的实践案例，归纳出资源稀缺型农村运用积分制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做法：产权积分化、声誉积分化、声誉经济化和积分技术化。积分制以清晰化逻辑、透明化逻辑、经济化逻辑和制度化逻辑或单独或融合的方式，激活了集体经济内生发展模式的“三要素”，重塑了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声誉经济化这一激励形式的创新既凝聚了中国乡村的传统治理智慧，也融合了市场经济理念。声誉经济化将社会激励和经济激励融合起来，既是对内生发展理论解释链条的延伸，也是对激励理论和声誉理论的本土化拓展。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探索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实际调研,结合相关理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进行创新探索,“内生”与“外供”机制相结合,以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     

从嵌入到融入: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协同与乡村人才振兴——基于济南市选聘“乡村振兴工作专员”的案例分析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持续振兴的核心机制。培育能够融入村庄治理结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内生力量,建构村庄内源式发展的社会动员机制,成为近年来各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大实践难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市场—行动—目标”分析框架。目前政府主导下的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建构,已经渐次发展成为国家派驻工作队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实践中不仅为优化村两委班子成员配置提供了直接力量来源,解决了村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畅通了人才返乡渠道,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社会动员平台。但同时,囿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探索才刚刚起步,实践中还存在顶层设计不健全、对选聘人员的角色认同存在偏差、管理考核不均衡、人员稳定性不足等具体限度。为此,要以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和顶层设计为抓手,以建立村干部后备人才递进培养机制为宗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的推广实践,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实现从嵌入到融入的实践转型。     

乡村经济内生式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逻辑——基于江苏省Z镇的经验考察

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激活乡村人口充分整合乡村内外部资源，投入乡村生产经营，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致富。诸多研究与实践表明，传统的外生式发展模式可持续性差，本文结合内生式发展理论，基于典型案例观察，分析乡村经济发展利益主体间的联结机制与经营机制，探寻出了一条有效的内生式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乡村精英是联结政府、资本和农民的关键纽带，能有效激活内部资源、承接外部投入。内部发展原始动力为精英引领农民以乡村自组织为基础场域，抱团经营；外部联结政府与资本持续服务、促进生产，不断扩大合作网络、形成利益联结体；推动乡村产业在科学合理的经营规划、规范统一的生产指导、多源稳定的供销服务下，实现环保高效生产、收益持续稳定，最终达成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贫困治理视域下小农集体行动的现实需求、困境与培育

扶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扶贫开发的过程正是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扶贫态势的新变化对贫困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培育小农集体行动能力有助于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改善乡村治理结构,对新时期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尽管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长期由政府主导的扶贫体系促使农民集体行动能力不断弱化,但我国传统社会的经验和城乡要素的良性互动仍然为小农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因此,各方主体应在扶贫过程中重视小农的集体行动,从制度建设和强化社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小农集体行动能力的培育。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基于福建省32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明显成效,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如何促进乡村内生发展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文章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福建省32个村社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组合。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内生发展受到地方内部与外部力量、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产业基础、政府支持变量的一致性水平超过0.90,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党建引领、精英带动、资源禀赋、技术支持变量的一致性水平介于0.80～0.90之间,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充分条件。（2）各因素形成乡村内生发展的七条路径,根据因素匹配之间的差异,可归纳为内部主导型、外部驱动型、内外联动型三种模式。文章拓展了乡村内生发展的研究视角,为寻找乡村内生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参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政策启示：（1）立足整体,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联动匹配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2）因地制宜,内外部要素互相作用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3）优化政府支持引导,打造多产融合发展格局,强化乡村内生发展的核心要件。     

何以存续与以何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再小农化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现有内生力量的积极作用，而再小农化则是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内容。再小农化作为农村生产要素能动适应现代化的自主形态，具有相对去过密化的生产组织形式、相对去市场化的产出目标指向、相对去分层化的劳动实践联结三个维度的辨识标准。从国家—社会—个体的角度看，再小农化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体系韧性、重塑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方式、弥合乡村家庭内部紧张关系的治理价值，但也存在着服务性保障不充分、综合性嵌入不够、持续性动力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全面释放再小农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可以把从制度供给上释放自主发展空间、从社区建设上强化文化服务融入、从人才培育上助推实地化教育发展作为重要优化路径。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

本文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国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论。现有研究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提供了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样本量和覆盖面。在研究内容上,未来应加强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运行机制、农村特殊群体公共服务供给、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政府购买公共物品规范等方面的研究。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必要拓展社会效应研究。本文运用社会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以鲁西南蔡庄村为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效应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面对行政动员强激励和项目资源零输入，农村基层组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第一，在产业规划阶段，农村基层组织自主选择适宜村庄自身条件的产业类型，通过开会议事与社会动员机制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并对接外部生产要素，实现对党员和群众的再组织化。第二，在产业运行阶段，加工厂生产管理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并与农民家庭生计生活模式相适配，进而形塑村庄社会结构和巩固农民家庭结构。第三，在产业收益分配阶段，集体收益用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以行政村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个案村庄以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项目资源匮乏型村庄实现产业振兴提供了启示。     

典型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启示

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研究和分析发达国家村庄国土空间治理经验对我国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梳理日本、英国、美国、荷兰和德国等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相关启示:(1)保障乡村产业用地,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2)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扩大乡村振兴木桶容量;(3)加强基层管理力量,保障发展政策有效落实;(4)畅通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宗族网络是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是实现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探究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考察传统民间力量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并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宗族网络与村级集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显著抑制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且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净流出、抑制土地流转以及减少公共品供给等途径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规模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平原和山区以及东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宗族网络强度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政府部门的支持不仅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有效缓解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抑制作用。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内生活力的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研究

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是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建立与转型背景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逐步从脱贫攻坚的"多予"转变到乡村振兴的"放活",是激发农村内生活力的关键。因此,要推动从脱贫攻坚"压力"下的任务型治理向乡村振兴"放活"下的发展型治理转变,促进有利于激活内生活力的治理转型,推动治理理念与目标的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构建相适应的责任体系、动员体系与考核体系,实现治理有效,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多中心治理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和分析框架,着重探讨该类公共产品在浙江省的实践情况,并分析了其中值得肯定的经验,最后提出关于解决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问题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