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经济因素与盈余管理——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5—2017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建立OLS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总资产收益率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经济因素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利润平滑、CEO变更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正相关,微利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与现有盈余管理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文章发现上市公司并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大清洗"的动机。     

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行为研究——基于准则弹性与盈余管理的视角

会计行为主体在准则弹性下享有一定的行为自主选择权,其会计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上市公司可能发生以盈余管理为目的的商誉减值行为。基于此,将商誉减值行为与准则弹性相联系,结合案例实际对企业商誉减值行为的合理性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进行深刻分析,并对商誉会计准则的完善及并购商誉的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对于丰富商誉减值研究视角和探寻其与准则弹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核心业绩会影响商誉减值的确认吗?

目前,针对商誉出现减值企业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盈余管理视角,业绩是否对商誉减值存在影响、业绩如何对企业商誉减值行为产生影响等问题还存在争议。本文利用2007～2017年A股公司数据,借鉴国内外常规的净利润、ROA、MTB等经济损失指标,考察了核心收益率指标对企业确认商誉减值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核心业绩与商誉减值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核心收益率的下降会促进企业通过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避免减值,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该结论进一步解释了企业业绩变化后,商誉减值受到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对完善商誉减值准则的修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可能的研究

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生存与发展,企业并购活动越来越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影视行业尤甚。由于影视行业的未来预期经济收益的不明确性和无形资产较多的性质,商誉的初始计量以及后续计量都需要很多的主观判断。有研究表明,企业会利用长期资产的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本文主要围绕影视行业的并购活动产生商誉后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影视行业的商誉减值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目的是为管理当局提供合理的商誉会计处理参考依据。     

阅文集团并购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上市公司因商誉减值而导致业绩“暴雷”的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对阅文集团并购新丽传媒这一案例进行研究，发现高估值并购、业绩承诺未达标、管理层可能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等都是该公司出现商誉减值风险的成因，可以通过理性评估被并购方资产、合理确定业绩承诺、改进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等措施来防范商誉减值风险，为后续国内企业并购中的商誉研究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风险识别及防范研究——以汉邦高科为例

巨额商誉减值会给市场带来较大影响及产生严重经济后果,因此如何识别商誉减值风险是投资者及监管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文章以汉邦高科巨额商誉减值为案例,通过构建风险识别框架对巨额商誉减值风险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防范措施。研究发现,可以从并购主并方背景调查过失、并购方式不合理及盈余管理需求等内部因素,以及中介机构、投资市场表现及制度和监管缺位等外部因素两方面识别企业并购后的商誉减值风险。鉴于此,提出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企业与中介机构的联动作用、完善政策制度及提升监管力度等治理措施,将商誉减值风险降至较低水平。     

从产业投资企业管理角度论商誉减值风险

资本市场并购热潮带来的高商誉受到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越来越多报表使用者的关注,2019年许多上市公司因商誉减值导致的业绩暴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商誉减值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文章站在产业投资企业的角度,对商誉的内涵、后续计量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归纳了商誉减值的成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企业管理建议,对企业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有一定的意义。     

上市公司商誉演变“伤誉”的防范对策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资本市场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很多企业陷入经营与财务困境,商誉减值会引发业绩爆雷,尤其是处于传媒、医药、计算机、机械、汽车等12个产业板块的上市公司,更要防止并购商誉演变为"伤誉",谨防业绩变脸。近日,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风险进行提示。针对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从商誉的确认与计量、财务影响及对策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金岭矿业为例

自现行会计准则实施以来,企业难以利用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等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情况得到大大改善。文章以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利用模型及该公司2011—2019年的财务数据对其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讨论该企业是否的确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继而分析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分析该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以此找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商誉减值内涵及减值因素分析

本文综合运用了资产定价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整合管理理论,并采用对比分析法和描述分析法对商誉进行了规范研究和统计性分析。通过对商誉减值的会计规范进行横向比较,综合比较了中国、国际和美国三个不同准则体系对商誉实质的理解,并对商誉减值的最重要步骤减值测试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在商誉减值处理上,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已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其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统计性分析研究,并对企业的商誉减值动机进行分析后,笔者发现商誉减值的因素主要为合并范围的变化和计提减值准备。最后对商誉减值的处理和商誉理论的完善提出建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问题探讨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惯用手段,因此,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的确认与计量作了重大调整,如:长期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单独设置"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等,这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本文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广告传媒行业合并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G公司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2012—2016年,我国A股市场一共发生并购项目19 811起,并购总额10.8万亿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年,在A股市场上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超过半数,并购带来的商誉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元,商誉已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资产。但与此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严重,减值风险巨大,2012—2016年,我国商誉减值金额五年内增加10倍。上市公司如何防范并购带来的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文章以GIMC公司2017年巨额商誉减值为例,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公司年报数据,以及各种渠道收集的关于GIMC公司并购信息的研究,分析了GIMC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论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下的商誉减值处理

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和原《企业会计准则》在商誉方面有很大的修订,新旧会计准则对商誉的会计处理有较大变化,尤其是单独提出了"商誉减值准备",并对其会计处理作出了详细规定。结合国际准则对商誉减值的有关规定对我国新会计准则下的商誉减值处理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论资产减值准则变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颁布和实施,对资产减值政策做了较大调整,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具体实际运用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现有资产减值准则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仍有空间。先阐述了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的概念,然后分析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变化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最后提出在现行准则下,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建议。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研究

旨在分析资产减值准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通过对财政部会计司关于上市公司2008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的研究分析,试图证明新资产减值准则已得到了较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但新准则并没有杜绝上市公司利用部分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我国上市公司计提产减值会计处理的动因分析——以制造业公司为例

本文从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两个方面来研究制造业公司在上市资产减值中的影响程度。通过对2013年和2014年49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受盈余管理因素影响较大,表现为连亏两年企业存在"大清理"行为;亏损企业高管的变动会导致当年计提增多。但是企业首亏当年资产减值准备并未有太明显的增加。     

A股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减值状况分析

本文选取2017—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减值情况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报告商誉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但上市公司的商誉总值和平均值整体呈逐年递减趋势;四个板块商誉确认和商誉减值存在差异,主板上市公司计提商誉的平均额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板块,且高额商誉和商誉的高年增长额主要出现在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程度最高,且占资产减值损失和净利润的比值最高;中小板商誉减值风险较高,但损失程度低于创业板;科创板商誉及商誉减值程度最小,但波动规律不稳定。     

简析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一直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颁布和实施,盈余管理将会受到很大冲击。本文首先阐述了有关资产减值准则和盈余管理的概念,针对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2015—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其减值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提大幅商誉减值问题凸显。2018年三季报中,A股上市公司商誉高达1.4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多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额度远超这些公司近些年净利润之和。本文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总体状况,进而结合数据比较分析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商誉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进行多维度分析,期望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资产减值、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基于化工行业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化工行业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该行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手段达到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加入董事会规模及独立性、股权集中度及股权性质等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管理行为，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程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董事会独立性削弱了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进一步提升了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以全新的角度厘清该行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对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保证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