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金融异化视角

当前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风险凸显,大量金融资源聚集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功能,存在金融异化现象。文章从现阶段我国金融异化的现状出发,分析金融异化带来的风险,强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机构激励机制、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新生事物、平衡金融监管与创新、优化宏观政策目标是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重要选择。     

2015年金融运行回顾及2016年展望

本报告从金融效率、金融稳定和金融负外部性等三个维度回顾了2015年金融运行情况,展望了2016年运行态势,并提出了相关建议.2015年,从融资成本和资金配置结构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并未得到显著改善;金融风险持续暴露,集中表现为不良贷款率持续反弹和杠杆率快速上升,但风险仍处于可控水平;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加剧,金融负外部性进一步增强.2016年,金融效率方面,名义及实际融资成本均有望下降,不过资源配置结构仍难显著改善;金融风险方面,风险将持续暴露,但仍将处于可控范围;金融负外部性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进程有望启动.要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金配置结构,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启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金融风险社会化的最后防线及我国的现实选择

金融风险社会化是金融风险从金融系统溢出，蔓延至实体经济、国家财政甚至社会公众的过程，这种风险扩散后患无穷。通过对历次金融危机的梳理，总结金融风险社会化的一般路径，厘清国家财政必须承担起金融风险社会化最后防线的责任，并参考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社会化的政策建议。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防风险”与“促发展”的调控效应研究

“防风险”与“促发展”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详细刻画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的经济金融调控效应,实证检验宏观调控二元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量价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短中长期均具有“防风险”效应,“促发展”效应则体现在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促发展”效应体现在中长期;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非一致的时变影响关系,表明宏观调控“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矛盾,且二者交互影响的传导机制亦有所不同。因此,应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源富集地区民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影响及治理

正近年来,我国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的榆林等,先后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系统性民间金融风险,对当地正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本文在把握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民间金融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单一产业结构下民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过程、对正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而提出促进资源富集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和民间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一、民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积累过程     

京沪粤金融产业大发展的比较分析及启示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充分肯定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来,京沪粤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为更直观地反映广东金融产业发展与京沪发达地区的表现,我们对三省市进行对标分析,以期对广东进一步推动金融强省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金融风险治理研究

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背景下，平台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平台经济较传统经济在组织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全球化扩张模式三个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并蕴含走向金融化的内在趋势。在此金融化过程中，平台经济表现出的金融过度创新、混业经营、监管脱敏、数字技术创新等特征导致局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使金融风险更趋复杂化和隐蔽化，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难度。针对平台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建议从明晰“科技”与“金融”业务边界，结合“主动”与“被动”监管举措，坚持“规范”与“发展”监管理念三个方面着手，引导平台经济真正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一个文献述评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呈现出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现象,表现为金融部门虹吸实体部门资金,使得资金越来越多地在金融体系内扩张膨胀,形成脱离于经济大循环的金融自循环。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相对于有序扩张而言,是基于金融自循环的扩张。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其危害是侵蚀实体经济,集聚金融风险。已有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自循环的概念,但有不同维度的侧面研究,对这些文献从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的形成机制、主要危害和测度方法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金融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为找寻破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视角。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演化与监管研究——基于实体经济视角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金融稳定遭遇挑战。为探究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内嵌金融分层网络的多主体模型,从实体经济视角分析中国金融风险的演化特征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根源于缺乏消费基础的企业信贷的过度扩张,而这种过度负债的违约极易带来风险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向传染与负向反馈;金融机构底层资产的高度同质化、金融网络的高连通度均会加剧风险传染的程度与范围;单一的严格控杠杆政策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结合逆周期监管的适度杠杆监管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行业融资结构协调的我国金融安全状态评估

为构建更简单的金融安全监测指标体系,抓住具有预警性的关键指标,通过重新审视金融危机案例事实认为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各行业间融资不协调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并结合国际行业分类标准提出基于金融安全监测视角的行业分类.基于此,从融资与产出角度分别建立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并通过功效系数法将协调度指标转化为金融安全指数.实证结果表明本文建立的金融安全指数基本能反映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前反映未来两年的金融安全状态,使监管部门能提前监测到潜在的金融风险.     

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与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虚拟经济理论的视角

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本文揭示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一般规律,指出管控好不良资产率是避免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代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首先爆发进而引发实体经济危机,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活动引发系统性风险呈现不同的特征、路径及危害,只有秉持货币金融“公器”标准才是合理配置市场资源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中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4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及其与经济运行相契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良资产处置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是与西方“市场经济规则”不同的实践创新。中国应从化解风险职能、支持不良资产处置与经济增长同步以及金融市场规范化、国际化的角度,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路径探讨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改革深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制度,分析我国金融风险形成的内外部因素,探讨当前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路径,以期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企业价值和投资的二元化,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企业投资选择模型,提出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和风险缺口是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以中国2006-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说明了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缺口的扩大、金融-生产投资风险缺口的缩小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将投资收益率缺口和投资风险缺口进一步分解后发现,金融投资收益率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资产份额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的现象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如2012年以后,支撑前期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导致国内实体经济风险加大,更多社会资金流向金融领域推高了金融投资收益率,最终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扩大.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警惕金融风险,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实体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建议

实体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是国民经济畅通循环的重要体现,人口结构、科技创新及体制机制是影响实体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增速减缓、金融与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制约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而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不足及制度固化进一步推动了二者的非良性互动。因此,要以激发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为根本,以科技金融为切入点,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手段,增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适配性,从而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2012年金融改革以维稳为主

实体经济的配套改革耍跟上，才能保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顺利达到。政府在反垄断、结构性减税和新兴产业规划方面有很多安排，但我们仍难以寄望这些改革措施能很快见效，因为这些与政府利益结合十分紧密的政策若没有政府体制改革配套，通常是难以推进的，而今年又是换届年，很难预计在这个关键期间政府会推进自身体制的改革。因此今年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效果也将十分有限，金融政策以被动地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实体经济稳定运行为主。     

智能汽车:产融结合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汽车历来都是资本追逐的热点.中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正面临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转型变革,呈现出大量的投融资机会,成为各路资本追逐的热点领域,汽车产业投资整合步伐加速,产业格局与生态正不断被重塑.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及转型升级对策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三大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失衡,即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失衡。未来,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以支持产业有机融合为手段,化解产业结构性失衡,构建国际竞争力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经济效益良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从产业、企业、产品三个层面全面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提高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占比,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构建化解"虚实结构失衡"的体制机制,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推动虚拟经济的结构优化,防止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防范长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目的,深化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