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同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跨国面板数据,探讨双向FDI协同互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调控力、行业规模、资本投入强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面推动双向FDI协同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升级效应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融入程度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融入程度较高.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制造业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同类型的要素密集型产业,其内部升级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升级效应显著,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却不显著.在继续发挥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需尽快寻找具有高端要素竞争优势的产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新的途径.对不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应努力提升其技术吸收和再创造能力,推动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向全面扩散发展.     

FDI溢出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FDI的溢出对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FDI的横向和前、后向溢出对制造业的要素综合重置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分解来看,对于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三种溢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仅后向溢出对进入效应存在显著为正的作用,仅横向溢出对退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前向溢出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后向溢出仅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效应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国际服务外包、就业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投入产出表以及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及工薪差距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工业行业国际服务外包促进了就业,并且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薪差距.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国际服务外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和工薪差距均有正向扩大作用,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种扩展效应更大.     

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获取能力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和生产分割视角

借鉴Koopman和王直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基于产品生产分工过程的"碎片化"和"分割化"属性,运用WIOD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投入产出和全球价值链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形势与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主要由深向参与度驱动,产品生产过程复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之间不存在显性的相关关系,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显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地位指数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但观测期内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存在行业异质性,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优势,知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劣势。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要素报酬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要素报酬会产生深度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要素报酬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有利于企业劳动报酬提高,但对企业资本报酬有负向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劳动市场分割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报酬正向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更易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负向影响,且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报酬受到劳动市场分割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增长率来改善企业劳动要素报酬并降低企业资本报酬,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数字化、要素偏向性与行业劳动报酬份额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8年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正在逐渐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对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上有正向影响,并存在行业异质性。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减少,对劳动报酬份额有负向影响;服务业数字化提高了资本效率,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加深,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增强。从细分行业看,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效应更强;数字化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效应较强,对数据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负。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