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当区国企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以乌当区为例，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中治理结构创新、国有资本减持及多种所有制实现、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及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所有权及控制权退出及国有小企业放开放活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风险的特殊性及其防范

委托代理关系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中不仅存在着代理人风险，而且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风险——委托人风险。防范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风险问题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出真正有行为能力、有监督积极性的合格委托人；二是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经营者选拔机制，使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成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论管理者激励性报酬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经理由查事会聘任，股东与经理之间（通过董事会）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都有行为能力的前提下，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可能出现代理人员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即委托代理问题。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应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管理者进行激励应贯彻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并确保委托人目标的实现,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已成为中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层次过多、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模糊、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导致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内部人控制现象、合谋以及寻租问题突出,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精简委托代理链条,明确界定政府的职权范围,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内部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但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构成及运行机制等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是困扰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间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信息共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企业内部治理进行了探讨,力图为国有企业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剖析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虚拟"特征和经理人员任命的非市场化机制,国有企业的内在矛盾突出表现为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性,初始委托人不明确、中间代理链冗长、以及对最终代理人的约束软化和激励不足,造成代理成本增加、内部人控制问题滋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但是 ,一般来说 ,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较非国有企业突出得多。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从根本上讲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不够合理 ,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就要从完善制度建设方面做起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经理阶层"败德"行为的机理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产权结构上实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随之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当代理人(经理、董事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可能会造成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这就是所谓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为此,委托人必须设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减少代理人问题,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企业治理结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一套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就如何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理人）之间既需要合作又存在冲突的现实情况,为“没有显著控制权的所有权和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命题成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到逻辑支撑。传统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委托人作为“强势群体”;而代理人作为“弱势群体”,却拥有“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效应函数）经常不一致,在委托人看来,代理人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因此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机制,协调彼此的责、权、利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委托代理理论主要从解决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和信号显示等方面解释了代理成本的节省和分担问题,从而从理论上为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