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环境规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政府行为的非线性门槛模型分析

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框架提供合乎现实的经济解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较低和较高强度环境规制均无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适宜强度的环境规制则能够形成"清洗效应",从而驱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并不必然削弱环境规制的效力,适度的考核压力和合理的环境决策有助于形成最优环境规制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宜的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将有限精力从"如何创收"中解脱出来,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此外,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具有正向传导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需求则具有逆向效力。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0个省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得出以下结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另外,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表现为"U"型的影响,而工业污染源治理则能够更好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通过对不同创新能力地区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创新能力高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对于创新能力中等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与污染治理投资都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关系,但排污费抑制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创新能力较低的地区,只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正"U"型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2006-2016年中国30省或地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和市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程度在东部地区和全国层面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效应,但并不显著。排污费征收程度则在中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在东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程度会明显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缓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因此,当地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双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关系,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最优区间;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但其促进作用随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减弱;对于直接效应,正式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对于间接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未能通过技术创新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对2001—2010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分析了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产业转移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比较显著。具体到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不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方面探讨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尤其是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尤为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

环境规制强度能否有效测度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可靠性.本文从污染治理投入、污染物排放、综合评价和自然试验与替代指标四个角度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总结.多维性和可比性是环境规制强度测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多维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措施和污染物排放的多样性上.地区间产业结构和行业污染强度的不同会导致现有环境规制衡量的可比性偏差,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低估,甚至严重偏离实际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近年来,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环境规制的实施,以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本文选取了2006—2017年中国30省或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检验政府和市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作用。同时,环境规制间接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质量、树立"环境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声誉价值。本文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使用1997-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呈现倒"U"和"U"型关系,西部地区在立法层面虽具"U"型特征,却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规制在执行过程中失效。此外,规制工具还可通过限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资源的消耗间接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低碳出口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投入与成效角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面板门槛、中介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且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出口贸易低碳转型；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低碳转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到强，其推动作用会被削弱并会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区域产业集聚——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方法

本文在采用数理方法分析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产业集聚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探讨了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我国工业企业中17个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与部分中等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呈显著的“U”型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各行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各行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监控行业的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且受到地区制度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负向调节效应，即制度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复杂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反而被削弱。因此，各地应制定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合理结合地区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特征，引导企业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进一步实现技术突破和碳减排目标。     

环境规制对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二者存在密切关系。 文章通过对京津冀地区 2007~ 2016年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行测度,并研究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发现京津冀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存在时间和空间差异,且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存在负面影响,研究期内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导致产业结构愈发不合理。 最后文章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关联机制研究

通过200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区域产业升级均有显著影响;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与人才投入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技术创新的专利结果并没有对区域产业升级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支撑.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是解析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中国285个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结合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探究了"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激励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却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也不利于促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机制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通过"以地拓财源"和加强税收征管等方式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讨论发现,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改进制度条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促进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