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引发的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并未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可靠。其次,从企业微观角度对其内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和生存能力影响不同,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影响不同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提出政府在发挥外商投资的有益效应时,关键在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研究进展

现有文献表明,外资的进入会带来竞争与垄断、生产率外溢、技术溢出、资源再配置和福利变动等系列效应。本文将这些效应定义为广义的市场效应。对外资进入市场效应的测度与评估,是有效制定、协调和平衡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反垄断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从外资进入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生产率的溢出、对企业竞合关系的调节以及其福利变动效应四个方面,系统地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进行了回顾和述评,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生产率收敛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企业生产率与效率前沿距离缩小定义为生产率收敛,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探讨内资企业是否具有收敛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资进入分别对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内资企业与效率前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即存在生产率收敛趋势;外资进入短期内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正向溢出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外资对行业内其他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随时间推移渐趋明显。     

外资准入政策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

外资准入政策的制定关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新。本文根据中国外资准入政策的调整，区分了鼓励和取消限制这两类典型的外资准入政策，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鼓励类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发明专利方面的创新，而取消限制类政策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不同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效果不同。本文也提供了支持鼓励类外资准入政策产生较多知识溢出效应的证据，并从企业所有制和取消鼓励类政策这两个方面对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定选择性产业政策吸引高质量外资是其促进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选择。     

外资准入政策与资源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多方面影响。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具体分析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显著地增大了城市-行业层面生产率的离散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从企业层面来看,外资准入政策提高了规制放松行业中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除此之外,外资准入政策在地区、企业性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效力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因此,中国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程度和改革外资准入政策时,应考虑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影响。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我国流通业外资进入的就业效应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流通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吸纳就业.而持续的外资进入对我国流通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对其行业内就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流通业外资进入对行业内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其总体影响进行了验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具有类"漏斗形"的非线性的影响:当流通业FDI小于270.16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挤出效应;当流通业FDI处于270.16亿至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当流通业FDI水平高于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正向拉动作用.通过对流通业外资进入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检验,文章进一步指出,流通业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商业集聚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以及流通渠道再造效应对就业产生影响,且流通业外资进入产生的就业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内资批发业的影响而产生的.文章提出,流通业外资进入存在的"就业陷阱"值得警惕——在相当长时间内,流通业外资进入对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行业内就业会产生负向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不同地区,尤其是三、四线市场吸纳外资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