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基于战略性视角重塑“一带一路”发展新思路

"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打造全球交流动脉,催生世界新变局,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基于战略性视角,作者从中国和平崛起、沿线国家共同利益和美国遏制战略分析了"一带一路"的驱动力,战略的根基在于基础设施互通、货币体系统一和文化认同,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重心在于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跨国经济走廊、营造多边合作格局。文章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一个综合视角,也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序推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国家优势、大推进与区域经济重塑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融合的角度进行解释,其意义是充分发挥核心贸易国的"国家优势",依次通过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贸易促进型大推进战略,以及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分工重塑型大推进战略,最终实现区域内的经济重塑。"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国家优势"与区域的共同发展紧密结合,现阶段主要发挥"存量优势"、"供给优势"与"大国引导优势",但中国还需努力推进"国家优势"的动态化,才能不断适应"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要求。     

“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效应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不仅影响着国内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简要介绍,进而分析其经济金融效应,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等。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作用于中国OFDI企业技术效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经济生态,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以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中企业的匹配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技术效率视角探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OFDI企业技术效率;企业竞争地位和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企业竞争地位、数字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发挥,因企业内在异质性、所处行业及区域异质性而存在差异.从企业技术效率角度深入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与OFDI企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制度因素与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造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偏向对政治制度较差、 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偏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表现为负值,即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相互竞争、 相互挤出的效应,本文认为复合型FDI的存在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度集中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逆全球化”是否冲击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熵理论计算出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程度,通过"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解释"逆全球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并使用2003~2018年我国对全球107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逆全球化"程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依据测算的全球"逆全球化"指数,2016年以后"逆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2）东道国的"逆全球化"水平对中国OFDI造成负向冲击。（3）东道国政治风险强化了 "逆全球化"对中国OFDI的负面影响,而贸易壁垒却呈现相反效应。（4）中国的OFDI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冲击更敏感。从实证结论出发,就应对"逆全球化"冲击、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南方国家终端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机遇

研究说明,中国企业不可能通过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升级到高端并成为其替代者,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是必然的宿命,这是我国目前转型升级难以摆脱的困局。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当他们在历史上处于欠发达状态时都是通过拒绝与当时领先经济一体化并在落后国家建立自身掌控的商品链而崛起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向南方国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出口的终端市场明显地加快了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借鉴历史经验取得成功提供了新机遇。终端市场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具体途径,该战略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过剩产能,而是要建立由中国企业所掌控的新的全球价值链生态系统,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降低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利用2010～2019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353家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效果,且对具有自然资源寻求投资动机、产权为国有性质以及投资于"一带"沿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