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全国文明城市”是现今评价城市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评选活动的微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能够有效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该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评选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优化创新环境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进一步地,对创新产出进行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后,辖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显著提升。研究表明,文明城市并非所谓“空喊口号”,而是能够实在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产业转型的“助推器”,揭示了“软环境”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研究结论为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可持续推进与治理现代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文明城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

文明城市以构建文明和谐的城市为目的,是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文明城市作为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新形式,对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17年中国2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文明城市评选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文明城市评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文明城市评选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主要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其中,技术创新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文明城市评选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因城市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以及区位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促进了FDI流入吗？——兼论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保持要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的稳定增长,更要注重其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则可以有效促进高质量外资流入。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20年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能够显著促进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其中存在试点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FDI流入的机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成本低城市的FDI流入,但会抑制劳动力成本高城市的FDI流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FDI流入促进效应在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更加明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FDI影响高质量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促进FDI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进一步推动创新质量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而助力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继续扩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充分发挥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作用。     

对外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基于Spence信号显示模型的经验分析

研究对外贸易与高学历劳动力流动方向与规模的关系,应用扩展的文凭信号显示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对外贸易、学历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动在内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000—2009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验证据表明,出口和进口的增加都会带来行业高学历劳动力比重的上升,行业越开放,其吸引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能力也越强。但是相比出口而言,进口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边际影响更大。因此,重视进口高技术产品,有利于促进高学历劳动力向重点发展行业流动,从而推动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呈现出省际人口流动放缓、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人口流动吸引力显著增强的新趋势。研究构建了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并采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且通过公共物品对人口流入的促进效应大于其通过房价对人口流入的抑制效应,最终表现为土地财政促进人口流入;地方公共物品能够资本化在房价中,土地财政和房价之间存在正向促进的双向互动关系;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均促进人口流入,但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强于西部地区。为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引导地方政府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土地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方向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住房体制改革,改变粗放式的“一刀切”政策。     

房价波动、户籍歧视与城市失业

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劳动力供给—失业均衡模型,引入住房价格和户籍歧视因素,得出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城市失业率下降和户籍歧视减弱引致城市失业率上升的两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3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房价上涨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产生阻碍,导致城市失业率下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引发城市失业率上升。户籍歧视减弱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城市房价波动和户籍歧视对城市失业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房价上涨,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促使农民工市民化。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列宁论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城市以及工业的发展大量需求劳动力,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脱离出来进而流入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中.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对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以及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给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态农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     

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理论思考——基于劳动力价值构成及其实现的视角

从劳动力价值构成及其实现的角度思考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问题,要关注的不单是为费用扣除的设置寻找理论依据,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设置应该能够促进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因而,费用扣除的设置不但要考虑将劳动力价值构成的要素包括在内,还要考虑将劳动力价值价格化,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同时,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与个人应税所得额决定因素的重合也说明,将个人发展因子如教育费用等进行税前扣除,不但有助于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也不会损害个人所得税财政收入筹集的功能.这些理论的思考只有通过诸如有规范的费用扣除范围、弹性的宽免制度等,才能从实践的角度捍卫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构建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基于省区数据建立交叉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乡劳动力流动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随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化水平的临界值由扩大转为缩小;(2)近年来超过三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市就业市场对农民工歧视产生的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价值带来的.     

中部城市商贸流通及服务业品牌塑造与差异化发展探讨——以服务外包园区为例

服务外包园区是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区,是吸引人流、物流、商流的重要载体.中部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合肥、南昌、武汉、长沙正处在成长阶段,但品牌塑造未引起政府、产业组织和服务型企业足够的重视.充分认识服务外包品牌发展趋势与效应,创建服务外包“中部品牌”,是中部大中城市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从服务外包差异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服务外包园区品牌塑造的趋势、效应和条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能否助推“稳就业”——基于行业间就业溢出效应的视角

将产业面临的外部需求与内部本地化集聚现象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引发的就业溢出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能够在城市内部行业间引发显著的就业溢出效应;（2）行业适度邻近容易形成更大的就业溢出效应;（3）劳动力投入结构差异及产业下游关联是就业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4）大中型城市就业溢出效应更明显,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显著弱化了就业溢出效应;（5）就业溢出效应在地区、城市群及行业性质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11—2020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会抑制劳动力转移,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在经济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相比于高行政等级城市,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在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到来更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利用均衡模型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方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Ｕ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基于模型方程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１）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２）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市民的收入吗?———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简

城市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不同城市规模下,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市民既可能形成分工合作关系,促进本地市民收入增长;又可能形成竞争替代关系,导致本地市民收入下降。文章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2008）中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流入对特大城市本地市民工资的影响不显著,而外来劳动力每增加1％就会使省会级大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提高1．46％,中小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下降0．83％。因此,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特大城市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并存,大城市（省会）表现为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中小城市则替代效应强于互补效应。     

劳动力流动、城市结构匹配与城市生产率

新发展格局下，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间与城市内的有效配置是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和规模结构均衡的重要因素。基于Behrens等建立的城市模型均衡框架，探讨了实现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和规模结构均衡时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技能匹配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理论逻辑以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287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均衡取决于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结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均衡取决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劳动力技能匹配质量，也取决于城市集聚因素与城市成本因素间的权衡。据此提出了优化我国城市体系分布结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政策建议：制定城市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关注城市技能劳动力分布结构；继续提高城市规模，尤其是优化大型城市的公共供给；提高中小型城市吸纳异质性技能劳动力的能力；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技能匹配质量和效率。     

劳动力流动为何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存在房价门槛,且存在二重房价门槛。当房价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1 350元/平方米）时,劳动力流动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当房价位于第一个门槛和第二个门槛（3 772元/平方米）之间时,房价依然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减弱,降低幅度大约为7587%;当房价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