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

生态法治建设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自2007年开始陆续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境司法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保法庭的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②机制检验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和预期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进行绿色转型;③从地区层面看,环保法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司法独立性较高、居民司法维权意识较高、法治水平较高以及工业污染排放量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④环保法庭的设立使企业提高了创新资源的创新效率,且短期提高环保投资支出的企业未来也具有更高的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的结论阐释了生态法治建设如何"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为"双碳"目标下我国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财政压力、政府创新偏好与城市创新质量

通过整理中国256个地级城市层面2004-2018年的发明专利、绿色技术专利和产学研结合专利等专利数据,从政府创新偏好视角考察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会抑制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城市实质创新与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要强于协同创新,相较于沿海城市与发达城市,财政压力对内陆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压力会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进而阻碍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考虑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后,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会逐渐减弱.以上研究结论为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来自财政压力与政府创新偏好的新解释与新证据.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资本市场开放与绿色投资者进入——基于“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本研究利用2009-2022年A股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吸引更多绿色投资者持股标的企业。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行动和社会责任承担,进而有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约束性条件检验表明,在高污染风险行业企业、高管环境注意力高的企业、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视角

IPO超募资金作为超预期现金流,其可能通过调整管理者的心理预期而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活动。鉴于此,本文利用我国2009—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区分环保投资类型后发现,这一抑制效应仅存于生产相关的环保投资中。研究还发现：管理层乐观预期和管理层过度自信是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地区环境监管和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企业环保投资,且环境监管和金融发展可以弱化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IPO超募资金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显著。本文结论为合理评估现行超募资金管理制度所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健全绿色经济体系、推进实体企业绿色发展也具有政策启示。     

政府采购会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吗？

政府采购能否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16—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越多，其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主要通过缓解需求前景不确定性、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激励企业绿色创新，这种激励作用在产品需求稳定性更低、融资需求更高以及协同创新需求更高的企业中更强。此外，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同行业企业，而非同区域企业。对于前期绿色创新水平相同的企业，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差异依然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优化绿色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科技和金融结合与城市绿色创新——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评估

本文基于2006-2020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聚焦于人才集聚这一视角,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分位数回归法,研究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效应在人口密度较高以及城市群城市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而空间视角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虽然对本地区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理距离相邻、经济水平相近地区,则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自身绿色创新水平越高,科技金融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越强,即科技金融政策对于较低绿色创新水平的城市具有雪中送炭之效,同时,对于较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城市具有锦上添花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