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能否促进企业减排?——基于增值税转型的实证研究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绿色发展,税收激励政策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以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及污染排放匹配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模型,从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视角评估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政策实施后,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较转型前平均下降0.533个单位,工业废气排放量平均下降0.609个单位,且该政策的实施对高污染企业减排的积极作用更明显,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使企业加大了对源头管控、产品创新与末端治理的投入力度,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议价能力强的企业、财政收入目标压力小和环境规制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财税政策支持绿色发展的经验证据,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依托中国典型的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了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协同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节能消费激励政策会约束制造企业绿色效率提升,在经过动态效应分析以及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从外部机制看,政策对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并无有效作用;从内部机制看,政策虽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无法促进企业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和降污减排技术进步,是其抑制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两大内因.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制造企业绿色效率在政策响应上劣于非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资源基础越强的制造企业受政策约束越弱.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节能消费激励政策实施的困境,而且还阐明了其可能对生产领域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产生的扭曲效应,对于未来协调和完善中国供需两端的环境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文明城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

文明城市以构建文明和谐的城市为目的,是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文明城市作为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新形式,对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17年中国2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文明城市评选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文明城市评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文明城市评选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主要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其中,技术创新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文明城市评选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因城市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以及区位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全国文明城市”是现今评价城市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评选活动的微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能够有效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该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评选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优化创新环境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进一步地,对创新产出进行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后,辖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显著提升。研究表明,文明城市并非所谓“空喊口号”,而是能够实在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产业转型的“助推器”,揭示了“软环境”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研究结论为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可持续推进与治理现代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谨小慎微"抑或"险中求胜"?——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

面对宏观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污染密集型企业是"谨小慎微",静待时机,还是主动求变,以绿色创新"险中求胜"?基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推演分析,采用2010-2018年的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慧科数据库中中国大陆10种主流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包含相关关键词的文章频次,构建并量化中国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甄别绿色创新,并实证检验了二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引入环保经历嵌入和环保投资,构建"E-S-C-P"研究范式,发现正向效应的传导机制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高管环保经历嵌入首先感知并作出响应—寻求机遇增加环保投资—刺激绿色创新".受企业性质、垂直型环境规制、区位特征、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呈明显的选择效应,表现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国控点"企业、位于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抢抓环境政策变动机遇,降低污染排放,主动求变、变中取胜,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7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探讨

本文借助激励理论,结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双层面激励模式原理,提出构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式政府竞争、地方环境治理与企业避税

为了解决绩效考核指标带来的激励扭曲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考核重视程度。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可能会通过影响企业避税的方式影响居民福利。地方环境治理政策力度的提高可能会改变企业避税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避税程度。利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地级市环境治理政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程度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避税程度,降低了企业实际税率。因此,在我国进行官员绩效考核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在增加环境治理程度时,应加强对企业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降低对企业避税和实际税率的影响。     

“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兼析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探讨

本文借助激励理论,结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双层面激励模式原理,提出构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建议与对策。     

绿色信贷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政策是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本文基于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绿色信贷政策、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转型升级,且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中间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在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之间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的研究,对经济新常态下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政府企业博弈分析的环境治理激励机制设计

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而政府管制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它与企业环境污染有一个博弈过程.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发现,负向激励机制和正向激励机制均能提高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并降低政府的管制压力,但是过多使用前者会加剧社会不公平,过多使用后者会占用财政预算资金.建议完善正负向相结合的环境治理激励机制,加大企业污染信息披露,提高环保资金使用效率.     

绿色金融政策的双重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以2012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之间,以及重污染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优化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显著减少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信贷融资,优化了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有助于在重污染行业内部引导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从而改善重污染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政策对行业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效果在异质性行业中呈现出显著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对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污染行业、高垄断性污染行业以及非技术密集型污染行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资本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同时在产出端也提高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但未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人力要素流动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的双重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以2012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之间,以及重污染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优化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显著减少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信贷融资,优化了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有助于在重污染行业内部引导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从而改善重污染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政策对行业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效果在异质性行业中呈现出显著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对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污染行业、高垄断性污染行业以及非技术密集型污染行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资本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同时在产出端也提高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但未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人力要素流动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十一五”时期污染减排效果的区域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十一五”时期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四大经济圈以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治理投入力度、政策执行能力不同导致各地区污染减排的实际效果存在差距.总体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减排效果较好,而受发展理念、发展阶段以及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污染减排进展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区域减排进程、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多重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破解关键领域技术难题,是新时期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需求。基于2014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缓解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改变管理者预期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等多重路径正向激励企业创新;该政策不仅显著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也有效改善了企业创新质量;但该激励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企业创新行为的决定机理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