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基于A股和新三板三农、小微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DID)检验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等所谓“弱势部门”的信贷资源产生了作用,从而实现政策的“普惠”效应。同时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基于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引入实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普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定向降准政策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发挥了普惠效应;其次,银行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时间维度的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没有调节作用。     

对“定向降准”政策效应的调研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定向降准”1政策的执行情况的调研,分析了政策在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投入方面的政策效应.为进一步发挥“定向降准”促进结构调整、支持实体经济的导向作用,在政策“设计”层面上提出了一些需要完善和调整的建议.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总量与结构效应比较研究——基于定向降准的实证

通过分析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执行情况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政策效应的传导机理。研究表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不仅具有定向调控的结构效应,还有类似传统工具的总量效应。就执行效果看来,结构效应强于总量效应,是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理想的定向微刺激操作工具。最后,对协调传统货币政策与新型货币政策,提高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定向降准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我国央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以及可能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效果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所有样本企业的融资约束均有所缓解,且农业企业的改善程度比非农业企业更加显著。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可通过增加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改善银企信息壁垒等渠道,显著提高农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并降低其融资成本。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定向降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引导金融机构将新增流动性优先投向农业企业等受支持对象,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为进一步增强定向降准的政策效应,建议优化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对已享受定向降准政策的金融机构进行定期考核,确保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精确流向受支持行业和领域,同时采取配套措施助力企业减负降本、打破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涉农信贷市场的运作效率。     

定向降准是否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基于县域农企信贷融资的实证

我国央行于2014年开始实施定向降准政策,致力于通过“定向滴灌”扶持“三农”及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本文采用2010—202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以县域农企为处理组,城市农企和县域非农企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定向降准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在信号效应和财政协作下,定向降准能够缓解县域涉农信贷资金的“量”“价”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发展高水平县域的农企信贷可得性高于金融发展低水平县域;县域大农企比城市大农企信贷可得性更高、融资成本更低;县域小农企比县域非农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更高,但融资成本无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涉农资金流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定向降准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与创新环境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考察了定向降准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定向降准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尤其是有利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第二,定向降准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处创新环境对该作用机制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定向降准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在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产业和列入“创新层”的中小企业中表现更好。本文的发现为定向降准政策驱动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该政策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银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定向降准政策的传导效率——基于银行规模异质性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银行规模异质性,将定向降准政策和银行数字化转型引入两阶段银行信贷配置优化模型,选取2011—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定向降准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定向降准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小微贷款余额的增加,但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贷款余额占比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型银行层面;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强化了定向降准政策在大型银行层面的传导效率,但对定向降准政策在中小银行层面的传导效率影响较弱。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优化定向降准政策的考核规则,以及促进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定向降准、贷款可得性与小微企业商业信用——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使其不得不诉诸非正式制度(如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困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实施“精准滴灌”式的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成长尤为重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央行的定向降准政策激励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有利于疏通小微企业通过正式制度(如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渠道。本文基于定向降准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设计,评估贷款可得性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即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上升以后,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著下降。第二,不同的模型设定与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的结论。第三,贷款可得性提高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因企业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本文研究为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替代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小微企业的证据,有助于理解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带来的所得税抵税收益在提升实体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投资的同时,会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仅对现金流较贫乏、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小的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金融化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税务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及相关配套税收政策,以便更好地防范、化解脱实向虚风险,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测度——基于江西省75县市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

本文从普惠金融精准扶助弱势主体、大力消解金融排斥与有效纠正市场失衡的不同视角剖析了其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江西省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金融服务"覆盖率、使用性、质量"三大维度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得出金融服务"覆盖率、使用性、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依据结论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视角提出了推进江西省各县市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三重压力下我国企业的成本变动及面临的挑战——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会对市场主体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企业成本”问卷调查为基础,全面剖析三重压力下我国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成本变动,进而探讨其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为优化政策设计、提升政策效能提供经验参考。研究表明,政府政策部分缓解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税费负担有所下降,且对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政策有较强的获得感。但是,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仍然较为突出。本文从完善减税降费、加强财政金融协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着手,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融资方式与企业成长——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证据

拓展企业融资方式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成长.运用世界银行2012年对中国企业“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融资方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发现内源融资不利于企业成长,对成长率越高的企业抑制作用越强,相反,外源融资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其中,银行融资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对于成长率越高的企业其促进作用越强;商业信用、非银行机构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此外,在进行分样本回归中,我们发现商业信贷融资方式显著地促进了独资企业的成长,银行融资方式显著促进了非独资企业的成长.因此,保证银行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渠道畅通,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方式是促进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关键.     

重污染企业投资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地级市1999-2010年数据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官员为追寻地方经济增长牺牲了环境,然而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影响官员晋升。重污染企业投资能带动当地GDP增长,也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本文以我国1999-2010年重污染行业(1)上市公司所在的191个地级市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增加对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官员晋升机制改革的政策起到了初步作用;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和东部城市中更加明显。     

对我国基层央行存款准备金管理及政策效果的探讨——基于某市法人金融机构2011-2012年数据的调查研究

一、前言2011-2012年,我国央行连续9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期间还调整了2次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8.5%经6次上调到21.5%,后又经3次下调至20%（以工、农、中、建、交5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理论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其调整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剧烈的影响,但从文献和相关研究资料看,在此期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并未产生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