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际风险冲击、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

国际风险冲击对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被显著低估。为此,选取2000—2020年国际风险数据、政府税收数据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利用MCS小样本偏差修正的SVAR模型和CMPR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国际风险、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国际风险冲击平均可以解释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波动的33%;国际风险的负向门槛效应长期存在,只要风险累积不超过最低门槛值,就不会对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冲击;在持续性的国际风险冲击下,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下降,有效税率与税收补偿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助推作用减弱,甚至产生反向推动。     

人口老龄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财政“四本账”的机制梳理与综述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安全正面临着来自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厘清人口老龄化作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对防范债务风险、维护财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现有文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财政“四本账”的债务风险模型,梳理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作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机制包括：宏观税率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劳动力供给机制、社会投资机制、公共服务支出机制、公共投资支出机制、社会保险收入机制和社会保险支出机制,主要集中于一般公共预算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两本账”。不同的债务风险作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时间不同,本文对其按照“轻重缓急”进行了划分,并最终针对不同的作用机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如何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对多种风险和多元目标,财政政策制定中的风险权衡意蕴更加明显。本文从公共风险的视角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审视,认为财政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在于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对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赤字率是这种风险权衡的重要体现;财政收支政策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类公共风险的综合权衡,政策重点一般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公共风险。基于这种新认识,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在从“需求管理”向“风险权衡”逻辑转变,特别是2020年以来,财政政策权衡风险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综合化的特征,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更加关注工具组合的优化以及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以组合优化和政策协同推动公共风险水平持续收敛。     

以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重塑财政政策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和发展目标的变化,财政政策体系目标和运行逻辑也需要超越建立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财政政策供给要根据风险权衡原理,视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进行相机调整.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财政须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的作用,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作为财政政策体系运行的目标,与金融环境协调配合,在保证财政自身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降低风险、引导预期,使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公共风险最小化.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一项资源消耗性活动,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在我国,政府是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主体,产业政策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有力措施。那么,产业政策影响了受支持企业的风险承担吗?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相比,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高,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贷款支持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较低地区更强。上述发现为宏观政策("看得见的手")在市场机制下("看不见的手")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证据。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是就政府债务管理的实际情况和财政政策而定的.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债务管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完善的债务管理制度和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提高政府财政运行的透明度,增强政府的风险防范能力.对此,下面就围绕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财政风险防范的几个方面出发,并针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风险性,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市场约束机理

市场约束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限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计划,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取决于一系列的内外部条件,如国家隐性保险不仅可能鼓励了银行更大的风险承担行为,也降低了银行债权人的市场约束激励.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制度与现实背景,通过分析市场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理,梳理出市场约束的相关作用机制及其环境依赖,并给出系统的研究框架,可以为隐性保险体制下的市场约束行为与机理研究指明方向.     

构建我国多元化农业巨灾风险承担体系

农业巨灾风险是"准公共风险"。单由农户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容易出现正外部性和管理不足;仅由保险公司分散风险容易出现市场失灵;仅由政府承担风险则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因此,农业巨灾风险管理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明确界定政府的有限责任,以市场机制为主构建多元化农业巨灾风险承担体系和多层次损失补偿机制。     

政府外部治理、存款保险与银行风险承担

为保证社会公众利益，规范银行业经营，我国于2015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保险制度之外，政府部门通过公共环境治理、政府干预及政企关系，也发挥着对银行经营的外部治理作用。本文选取2011～2021年我国93家商业银行的公开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政府外部治理与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并对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外部治理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展开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提升公共治理环境，有效缓解了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而政府干预及政企关系等政府直接行为，虽然同样能够缓解存款保险制度的负面效应但作用效果有限。同时，在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外部治理的正面效应可以有效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而负面效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有助于厘清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为地方政府的金融稳定工作提供具有理论支撑和经验依据的政策参考。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贸出口企业收汇风险的防范

在金融危机下,我国各类外贸出口企业必须规范业务操作流程,提高业务操作水平.建立健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并利用好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等工具,有效地防范和规避收汇风险,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产业政策、科技人力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风险

国家产业政策能深刻影响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状态,但是,现有文献中对政府政策、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在缓解微观企业创新风险中的作用研究不足,也少有研究给予了实证检验。本文采集了"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索了产业政策、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对创新风险的作用。实证研究显示:(1)产业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风险;(2)越是具有科技人力资源优势的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的创新风险越低;(3)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风险的作用机制是:产业政策有利于吸引科技人力资源向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流动和刺激研发投资;而科技人力资源的上升与研发投资均能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本文的研究为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和增加对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视,以降低微观企业创新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     

公共风险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重构与转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理性"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视角,对目标短期化、机制确定性的财政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于政策实施主体的"理性"选择与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传统财政政策效果正在弱化。人类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公共风险正在加速迭代变化,财政政策应凸显"防范风险"的目标定位,从聚焦总量调节转向更加关注结构调节与利益调节。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应推动财政政策转型,一方面以风险管理为主线、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强化财政政策的综合平衡功能,重视对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行为与利益的调节。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绩效和企业风险承担两个渠道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绩效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中国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体制成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科学和民主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前,税制和分税制对政府预算约束有重要作用。中国税制和分税制缺乏内生约束机制,地方政府有空间和激励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使公共预算约束软化。根据公共预算软约束的估计和面板 probit模型,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整体硬化了全国预算收入约束,但导致东部的预算收入约束软化,且未改善预算支出约束。现行税制和分税制下,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投资扩张冲动和专项转移支出依赖是导致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机制。     

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自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考察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失信越严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机制检验表明,失信环境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与增加供应链风险性来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及未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在失信环境中的风险承担选择更为保守;此外,政府通过加强诚信宣传教育与信用监管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失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经济下行、PPP风险来源与机制设计

自金融危机之后,PPP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曾经被视为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手段的PPP模式沦为各国地方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为此,我们通过分析经济下行情境下PPP模式在欧盟国家的风险来源,研究了中国现行PPP模式机制设计中的风险识别与分配机制.结果 显示,现阶段物有所值定性评价、地方财政压力测算与风险分配框架受到地方政府强大内生性需求的影响,在经济下行情境中一部分潜在的风险就很容易被忽视:(1)物有所值定性评价结果高度一致,政府官员背景评审专家影响了最终评价结果;(2)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测算以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增长率为基准,低估了经济下行情境中PPP项目财政支出对于财政预算的压力;(3)风险分配框架不合理,倾向于由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承担,将前期风险识别与谈判成本转嫁到了后期再协商阶段.上述发现有助于揭示我国PPP模式推广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为提高PPP项目抵御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中国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指引.     

不确定性下的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研究：基于理论、规则和实践视角

在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下,各国政府债务急剧攀升、风险凸显,有必要基于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各国财政规则和政策实践视角,探索不确定性下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道。从理论看,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核心是偿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但存在测度难和不确定性大的问题,因此需聚焦中长期杠杆稳态性、当期债务流动性和利息负担,既考虑经济增长、利率等因素,还要通过财政规则或政策等注入确定性。近年来,各国财政规则兼顾纪律性和灵活性,强调中期预算平衡和支出约束,但仍存在债务失控和不确定性风险。各国政府债务耐受性差异大,应从债务的流量、存量、治理等维度综合考察风险。我国则应前瞻性防范化解制度、结构和局部风险,从不确定性和动态跨期视角促进经济增长、确保中长期杠杆稳定性,完善财政规则、制度和政策等以注入确定性与灵活性,同时,优化债务管理制度和结构,提升风险对冲和治理能力。     

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多个大股东与风险承担研究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风险承担视角考察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多个大股东有利于加强对内部人的监督和制衡,促进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且其他大股东的监督能力越强,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国企混改中引入国有、民营和外资性质的其他大股东,都能够优化公司治理机制;非国有大股东的相对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促进国有上市公司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不同类别、层级以及处于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国企中,多个大股东的治理结构都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多个大股东股权治理领域文献,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